在很多西方國家，移民政策成為敏感政治議題，但熱烈討論並不等同無知減退，剛在倫敦舉行的一場反極右大示威就以「Fight ignorance, not immigrants 」為口號。香港人對這貼身議題究竟理解多少？

所有國家都希望新移民盡快融入社會作出貢獻，可是出現一個吊詭的現象：某些族群越快成功融入主流社會，反而在政治影響力與文化能見度上越低。香港人在澳洲的處境，正好符合這種被稱為「融合悖論」（Integration Paradox）的現象。

澳洲多元文化政策強調包容和參與，但運作方式高度依賴可辨識的社群與組織化代表。這意味著一個群體若果缺乏清晰的集體身份與政治動員，其聲音便難以進入建制。

相對於其他移民族群，移居澳洲的香港人在教育和經濟水平上有相當優勢，往往很快便能站穩腳步，毋須倚靠政府福利或族裔組織救濟，亦因此缺乏集體動員的誘因。

除此以外，香港澳洲人社群更面對一道歷史形成的裂痕 。

早期香港移民以經濟動機為主，政治參與度較低，經過中共多年統戰，親中的比率也較高； 最新一波移民則帶有強烈的政治意識，並且對爭取香港自由和自決有更高的認同感；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則逐漸本地化，香港人意識開始消退。

這種斷裂不但使香港社群難以形成統一的族裔組織，更由於早期移民的香港人意識不高，更因為大中華意識濃厚而令原先以香港人為主的華人組織被中共滲透，因此在澳洲主流社會中，香港人被視作「華人」的分支，未有樹立清晰可辨的文化社群形象。

組織鬆散，形象薄弱，是香港社群墮入「融合悖論」的主因。深入分析，香港人正在澳洲面對一個「三被困局」：被隱形、被代表、被沖淡。

制度上「被隱形」

為何香港人在制度上「被隱形」？ 這有兩個關鍵因素。

其一是語言地位的問題：廣東話是澳洲重要的社區語言之一，但在制度分類中卻被簡化為「Chinese language」的一部分， 即使在官方人口統計中全澳洲有29萬人使用廣東話，是英語以外在家庭使用的第四大語言，估計相當部分是香港人或香港家庭的後代 ，但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華人也有使用廣東話，所以無法把廣東話人口與香港人口劃成等號。雖然不少語言學者認為香港粵語與非香港人使用的粵語在詞匯、外來語甚至語法方面有相當差異，足以被分類為「語言」而非「方言」，但在澳洲人口統計時沒有「香港話」的選項，以致「香港人」作為一個文化族群始終無法用語言選項作清晰表態。

其二是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並沒有清晰的族群分類：無論在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層面都設有多元文化機構，主要角色是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然而它的成員並非按族群比例設置，而是以多元背景的個人組成，但這些個人之所以成為多元文化領袖，都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專業地位及獲得族群組織推薦而產生。政府在委任成員時，強調他們代表整體多元文化而非特定族群。政府沒有一個文化族群清單，因此「香港人」的定義並不會出現於政策之內。況且在現實中，某些委任成員即使有華裔血統，他們多數沒有香港背景，或有香港背景卻只冠上「華裔」標籤。

政治上「被代表」

香港人不但在制度層面「被隱形」，在政治層面則有「被代表」的風險。

在澳洲聯邦與州議會中，確實出現一定數量的華裔政治人物，然而這些政治人物在公共論述中幾乎全部被歸類為「Chinese Australian」或「Asian Australian」，而非細分為香港、台灣或中國大陸背景。例如像李逸仙 Jason Li 及 廖嬋娥 Gladys Liu 等華裔議員均有香港背景（前者父母為香港人，後者出生於香港並曾就讀於庇利羅士女校及香港理工學院），但在議會紀錄與媒體報道中，並未出現「Hong Kong Australian MP」這一類別 。這與希臘、黎巴嫩或越南社群能夠維持清晰族群標籤形成鮮明對比。

整體而言，在目前澳洲聯邦國會與州議會中，沒有任何一位現任或前任議員是以「 香港澳洲人」身份作為主要政治認同或公共標籤。

那麼，誰能在澳洲政治體制中代表香港社群發聲？

翻查紀錄，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澳洲議員主要是以政府立場或反對黨身份發言支持香港市民，最廣泛的一次是在2020年5月，共有20位國會議員聯署反對中共訂立國安法，當中包括自由黨、國家黨、工黨和跨黨派議員，還有綠黨從人權角度另行發表譴責國安法的聲明，但在亞裔聯邦或州議員當中，只有廖嬋娥曾經呼籲林鄭月娥和平解決爭議，其他人未有公開表態。

由此可見，澳洲政壇對香港的取態主要是從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角度出發，較少從香港澳洲人社群的角度關注跨境鎮壓或集體支援，這正好突顯香港人「被代表」的後遺症。

更有甚者，當香港人被納入「華人」這一大類時，其獨特的文化價值與政治立場往往被稀釋甚至被扭曲，削弱了香港社群在政策層面發聲的機會，連政黨競選也忽略香港人的權益。

文化上「被沖淡」

在文化層面，香港人還面對一個「被沖淡」的危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第一代香港移民中，廣東話仍然是主要家庭語言，但到了第二代，語言轉換幾乎成為普遍現象。有研究指出，許多在澳洲成長的年輕人，即使父母以廣東話溝通，也往往以英語回應，形成「被動雙語」甚至單語化的趨勢。

其實不少香港人家庭都會盡量鼓勵孩子學好廣東話，但障礙重重：一是澳洲教育體系沒有把廣東話列入主流語言選科；二是即使不少城市設有廣東話週末語言學校，但教學方法未與時並進，往往使用傳統的母語教學法，令孩子很快失去學習興趣；三是香港人聯誼組織太少，未能為孩子提供使用香港話參加活動的機會；四是沒有組織為香港家長提供培訓，以致很多家長不懂得如何提高孩子學習動機和低估雙語教育的實用價值。

一旦下一代停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香港話，香港人意識便會逐漸被沖淡，文化故事與歷史記憶的傳承倍添艱難。雖然下一代的身份認同從「香港人」轉化為「澳洲人」是融合過程中的自然現象，但淡化香港人意識並非必然 。

澳洲多元文化政策其實鼓勵不同族裔保留自己語言文化，因為這不僅可以增加年輕人的文化自信，更有利澳洲整體國力和長遠發展。所以澳洲國策並不期望香港人下一代變成單一文化的「純澳洲人」，反而應該挺起胸膛，用「香港澳洲人」身份融入社會。 就此而言 ，香港文化「被沖淡」既是個人損失，亦是國家損失。

香港人究竟有何途徑突破「被隱形 、被代表、被沖淡」的困局，轉型為 「被看見、被理解、被尊重」的社群？澳洲經驗有沒有應用在其他香港離散社群的可能？ 下一篇文章會詳細探討。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