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來年路難行或需經歷陣痛

執筆之際,2025年即將過去,新的一年即將來臨,趁這送舊迎新時刻,為《綠豆》讀者送上問候與祝福,順便寫一點回顧與展望。

回顧過去一年,在國際大事方面,俄烏戰況與加沙戰火繼續是新聞焦點,但熱度不及特朗普關稅新政,以及美中連環角力。不少人問,為什麼最近幾年國際局勢亂糟糟的,火頭四起,烽煙不斷?個人認為,這和權力真空有關,導致群雄割據。

美國不再充當世界警察

所謂權力真空,是指美國軍隊於2020年2月底至2021年8月底分階段撤出阿富汗,讓塔利班重奪阿富汗政權,這個被外界視為災難的倉皇撤退,讓全世界清楚看到,美國不再充當世界警察,不會再為了維護別國政權,派兵到海外打地面戰,頂多就是遙距空襲,或者閃電突擊。美國民意厭戰,不想美國重蹈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的戰爭覆轍。

這個美國厭戰的信息,讓各個地區有一定軍事實力的國家雄心勃發,紛紛尋求擴充自己勢力範圍,確立區域霸主地位。俄羅斯在2022年2月揮軍入侵烏克蘭,距離美國撤出阿富汗不到半年,這並不是巧合;以色列揮軍加沙,雖是對人質危機的反彈,但其後不斷延長戰事,謀佔巴人土地,又主動攻擊伊朗,清剿真主黨、胡塞武裝,其意圖明顯是要當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首席代理人。

除了俄羅斯和以色列,土耳其和匈牙利也蠢蠢欲動;印度欲借美中脫鈎取代中國;中國借支援俄羅斯索取土地礦藏,晉身反美軸心大阿哥;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做公開文章制約中國;非洲內亂頻仍無人理會。這一切看似雜亂無章,究其根源卻有共通之處,就是世界秩序從一美超強主導,走向列強並立割據一方。

若把最近數年與之前三十年作一比較,這個變化就更為明顯,不論是調動國際力量平定南斯拉夫內戰,遏制非洲種族滅絕,又或打擊拉登恐怖組織、搜尋伊拉克大殺傷力武器、清除塔利班極端政權,美國都身先士卒,站在領導位置,出錢出人去平定局面。如今,俱往矣,美國惜身只謀短期之利,跟在以色列後面轟炸伊朗,串同俄羅斯逼烏克蘭就範。

歐洲前景殊不樂觀

美國為什麼急於逼俄烏達成停火協議,不惜犧牲烏克蘭國土及日後安全,來讓普京誇口取得勝利?《金融時報》有一篇分析文章,指特朗普原來要求歐盟國家把每年採購俄羅斯油氣的數千億資金,拿來購買美國的液化天然氣,但特朗普的重要金主近日投資於俄羅斯的能源開採設施及輸送管道,期望於歐洲撤銷對俄制裁時大賺一筆,這個更能解釋為何特朗普急於對俄示好。

該篇文章還指出,歐盟如今是兩面受敵,一邊是俄羅斯侵歐之心不死,另一邊是美國厲行霸凌之事。白宮近日公布的國家安全策略文件提到,歐洲一體機制強大,不利美國利益,美國總統公然支持歐洲右翼勢力,客觀效果就是分裂削弱歐盟諸國,白宮逼歐盟修改清潔能源指標,重拾石化能源,美其名是避免益了中國,至於把凍結俄國資產用於支持美國企業,大增國防預算來採購美國軍工產品,就更是赤裸的勒索。展望2026年的歐洲,政經局勢仍是動盪不安,前景殊不樂觀。

其實,這篇文章勾勒的歐洲危機還說漏了兩點,其一是中國的先進製造業加廉價出口策略,已直接威脅歐洲最強的工業巨企,疲弱的歐盟經濟暫時找不到帶動增長的火車頭;其二是中東與非洲亂局未息,源源不絕的難民(或稱尋求庇護者)從南歐湧入,改變歐洲多國政壇面貌,觸發排外風潮勢不可擋。如今的歐盟,北有俄羅斯虎視眈眈,西有美利堅需索無度,南有異族難民蜂湧而至,東有工業大國傾銷全球,說是四面楚歌亦不為過。

長遠的危中有機

可是,看歐盟前景不能只看眼前危機,要看長遠一點。當美國修改立國之本,對內放棄四海大融爐嚴打非法移民,對外行閉關鎖國強徵關稅之策,高端人才開始外流,首選之地是同屬北美的加拿大,然後是英國、愛爾蘭這些同屬英語區的歐洲國家,也有一些流向歐洲大陸。美國最有財力也最需要尖端人才的科技企業如何應對?他們跑去牛津劍橋高薪收購人才,替美企做科研工作,跑去愛爾蘭設國際總部,享受低入息稅之利。短期而言,美國保住了人才供應,中長期而言,是為歐洲作嫁衣裳。

美國政府為了節省軍費,逼北約盟國把軍事開支增加至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五,短期影響是令英法德諸國赤字大增,被迫削減福利,引來民怨載道,但中長期而言,卻會逼使德法諸國重建軍工企業,在俄羅斯威脅下逐步實現防務自主。

同樣道理,中國製造業的威脅,既會顛覆現有歐洲巨企,也會催生一批新的現代企業,立足於人工智能新時代。中國奉行的是舉國模式,一切由北京定策引導,集一國之力推行,短期效率甚高,內捲之痛卻不足為外人道,歐洲當行的是相反方向,走開放多元之路,集四海人才資金信息,護個體尊嚴權利自由,這是兩套體制兩條道路的長途競賽。

香港持續融入珠三角

最後略提香港,2025年最矚目的大事,當然是宏福苑大火,但這場火並沒有改變香港的基本格局,以強力手段維持國安社穩仍然是政法主旋律,吸引外資振興經濟只是因應美中形勢變化的權宜之計,香港仍在加速走向融入珠三角的不歸路上。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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