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Hong Kong Fair，在奶茶香、麻雀牌碰撞聲、獨立樂隊獻唱、各式手作攤位之間，一個笑容燦爛兼語速有點快的女生拿着大紙牌，邀大家分享感受，上面寫道「你在溫哥華最自豪、失望、期待、需要的是什麼？」Winnie Ng 是「港伴」（Hong Kong Companions Society）的創會成員，那是由香港新移民在溫哥華成立的專業團體。「 我哋都係呢幾年從香港嚟嘅 Counsellor（輔導員），自己理解情緒都覺得咁辛苦，諗到平時冇學習照顧自己嘅人會過得更難，所以好想陪伴大家。」

Winnie 在香港成長，做過記者，在香港大學唸犯罪學，到加拿大後進修心理輔導，在本地註冊為臨床心理輔導員。我們在一家甜品店再見面時，她點了一客看着也令人快樂的沙冰。「療癒食物」也是照顧自己的其中一種方式，有時需要KO一大盤。

「之前做講座分享 relocation grief （遷移創傷），裡頭講嘅自己都經歷過：唔忿氣被迫放棄明明最熟悉嘅嘢、睇唔過眼呢邊嘅制度、好易被 trigger 嬲怒。我試過同人傾，但唔係個個理解香港嘅狀態，即使從香港嚟嘅人，光譜都好闊，同理唔到自己嘅深層創傷。至於喺其他地方嘅朋友，喺香港有香港嘅挑戰，喺英國有英國嘅挑戰，所有人都適應緊唔同嘅轉變，未必有 capacity 去關顧彼此。」

最痛失去電話號碼

二零二零年底，Winnie匆匆離開香港出發到溫哥華，只夠騰出幾天收拾，很多事情未及處理。「對我嚟講，永遠離開呢個城市，最痛苦最標誌性嘅係失去香港嘅電話號碼。一諗到呢個號碼唔再屬於我，我就心痛，會腦補（想像）好多年前嘅好朋友突然想搵我但搵唔到。而且號碼係屋企人用開嘅，我覺得連屋企畀我嘅嘢都冇埋⋯⋯因為呢件事，我喊咗一日。」

Winnie 的香港人身份是從二零一四年才開始建立的，因為「在金鐘見證到烏托邦」。對她來說，那場社會運動最感動一幕，是非常日常的垃圾分類。那晚，彼此不認識的人蹲在街頭，合力從垃圾桶拯救所有可回收的膠樽，分裝成幾大袋。有人問，接下來該拿到哪裡？沒人知道。再問，負責的是誰？最初那人答沒人負責，我只是見到就做，你們就一個個加入了。最後大家決定，不如動手做一個回收站⋯⋯

「呢班人本身唔識，冇人帶頭，咁辛苦喺街度執垃圾——你話冇收錢有冇人信？但係我嘅親身經歷。呢個就係我好鍾意嘅香港，我好自豪有咁熱心無私同有創意嘅香港人⋯⋯」但這些都變成曾經，「而家當人人睇小紅書同TikTok、買淘寶、返大陸玩，我只可以喺心裡面唔舒服。同人傾開，我會話我唔用呢啲，然後成為話題終結者。有人話，過咗咁耐你唔好咁執着啦，我就諗，唔通啱嘅嘢過得耐會變唔啱？」

同一個「香港人」標籤之下

令她水土不服的，還包括在同一標籤下，新舊移民理解「香港」的鴻溝，「我試過同嚟咗好多年嘅香港人傾偈，佢哋好驕傲，因為佢哋離開嗰陣係香港嘅輝煌時代，仲有華人血濃於水嘅感覺⋯⋯」Winnie說：「我明白佢哋嘅情意結，但我傾得好辛苦。加埋COVID，頭兩年我從E人（外向型）變I人（內向型），只能盡量唔 join 香港人嘅群體⋯⋯好攰好攰。」

像很多新移民那樣，Winnie 開始時都在求生狀態。取得輔導員專業資格後，她先後在男子中途宿舍和青少年戒毒中心工作，隨後轉到家庭服務中心處理家暴和虐兒個案。她遭遇過惡劣上司，從被無理要求到被無理解僱，多番爭取才獲賠償；協助戒毒人士的過程中，也因為工作環境乏人討論溫哥華的毒品減害政策，而感到孤單挫敗。

「之前做中途宿舍，我啲仔（服務對象） 坐咗廿、卅年監出嚟同我講，周街都睇到針筒，點戒毒呀？連佢哋都唔贊成放注射中心喺咁多人住的地方，因為佢都想健康生活、遠離毒品。我好努力攞呢啲出嚟討論，但係呢度啲人最叻就係話 It’s very complicated（這非常複雜）。 我想話佢哋知，呢個世界唔係只有二選一，做與唔做 harm reduction 之間，仲有中間路線可以傾。」

用香港人節奏成立的「港伴」

Winnie 走出求生狀態，儲夠力氣踏出來，大概是兩年前的事。那時，她認識了幾個 Counsellor 朋友，決定成立一個照顧香港人心理健康的非牟利團體，「嗰時好想做呢件事幫香港人，咁就約個會，叫大家有興趣就嚟啦。冇幾耐，嘭嘭嘭～申請咗做 NGO 啦！嘭嘭嘭～開埋戶口，可以做事啦！成功啦？真㗎？」Winnie用更快的語速，講述香港人的辦事速度：「成立『港伴』，成個過程好振奮、好surreal（夢幻）。」

兩年來，這個小小的新組織在溫哥華辦過不少活動——講座分享青少年情緒及照顧者健康、靜觀步行和瑜伽工作坊、映後討論會聊英國影集《混沌少年時》、靜靜讀書會分享各自喜歡的文字或者安安靜靜地曬太陽，還開始了一個網上電台節目談情說愛⋯⋯

藉着這些工作，Winnie 覺得一部分的自己彷彿又活過來了，「但坦白說，我哋幾個成員都喺度適應生活，有啲仲等緊PR（永久居民身份）。我哋努力平衡，同埋不停問自己，喺能力之內可以做到幾多？」

加拿大生活教會她的：Baby steps

今年，是 Winnie 在加拿大的第五年，除了依然會為離散心痛、對此地的社會制度失望，以及兩三樁遇人不淑的倒霉事外，Winnie 說她一切還好。「如果用數字去計，我覺得，頭一兩年我得10%接受自己喺加拿大，第三年好啲到 60%，而家可能準備去到80%⋯⋯？」她努力做運動、看書、約朋友見面、參加社區活動、照顧自己的心靈健康。見面那天，她自豪地分享剛剛完成新網頁，未來準備以獨立的專業身份迎接輔導個案。

「我普遍認識嘅香港人都自我批評得好厲害，尤其係剛剛移民嘅朋友，佢哋會要求自己好快做到好多事。我都曾經好心急，冇諗過自己會咁唔適應，但我而家學識 baby steps （嬰兒學步）——呢個係加拿大人嘅 chill 同慢教識我嘅。」

曾經自許「烈女」的她也把梭角剉圓了⋯⋯一點點。「我以前會喺街度同阿伯討論六四、一傾幾個鐘，而家就會衡量值得用幾多energy (能量) 去做呢件事。對於唔同立場嘅人，我會嘗試了解，明白係乜嘢經歷令佢有咁嘅睇法，但我可以唔同意，然後唔影響大家的生活。呢個都係加拿大教我嘅。我哋喺華人家庭嘅成長，從來冇呢個訓練——佢哋要求你第一天就同意，然後跟從。But it’s complicated.」說完，她自己也笑了。

那，你喜歡哪個版本的自己？

「我鍾意經歷咗咁多嘢，喊完爆炸完仲可以企起身執返啲碎片，砌返出嚟嘅自己。我覺得呢個我好勁、好正。但如果有得揀，我想做以前嘅我多啲，因為有種天真無邪的信念，覺得可以改變人，再攰都有力量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