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教師有工會且勢力頗大，路易士老師在此地就親身經歷過兩次為爭取合理薪酬的罷課。在香港則「罷課」仍不「罷學」，堅持要給學生公民教育，可見華人老師使命感特強，權利感則較輕。然而，當我們說英國工會真「厲害」時，也時會抱怨會費不輕。但細心再想，比起血，二三百英鎊其實又算什麼？

歷史就是血的教訓。其一個不能不說的案例是「托爾帕德爾烈士」（Tolpuddle Martyrs）。先說說背景：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君主制被推翻，統治階級被送上了斷頭台。英國的地主和政府看到這樣的情況後，對勞動階級產生強烈的猜忌，並抱持著集體意識，決心不擇手段鎮壓任何組織抗議的行動，更不容許勞動階級成立工會。

英國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令部分人富起來，但也導致大量工人處身於貧窮，只能獲取低薪，他們開始組織工會（trade union）為自己爭取權益。政府擔心工人階級在英國發動革命，遂對他們的抗議行動進行了嚴厲的懲罰。政府尤其顧忌「大英國民綜合工會」（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因為他們旨在將工人團結，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

農村六壯士

托爾帕德爾烈士的故事發生在多實郡（Dorset）一個名為托爾帕德爾（Tolpuddle）的小村。當地工人的工資不單比其他工人的每周十先令低，後來更被減至六先令，在佐治・洛夫勒斯（George Loveless）的領導下，他們要求僱主提高工資，但被僱主拒絕，甚至指要再削減他們的工資。

洛夫勒斯是何許人也，為何有膽色做領導？他在托爾帕德爾做農場工人，並在這裡結婚生子。到了大約1830年，他似乎已成為本村及鄰近村莊中受人尊敬的社區領袖。大概是因為他也是一名衛理公會（Wesleyan）傳教士，較有識見，他曾閱讀過勞工運動先驅羅拔・奧雲（Robert Owen）的著作，並熟知當時倫敦、伯明翰及其他地區建立工會的經驗。

1833年，洛夫勒斯和這些工人發出盟誓成立「農業勞工友愛會」（Friendly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農場主則決心要打壓這個工會。1834年2月24日早上，洛夫勒斯出門上班，向妻子和三個孩子道別，這樣一別，他們便整整分開了三年，因為當日他離開家門後，被送了一張逮捕令。當年洛夫勒斯37歲。

洛夫勒斯和其他五名工人——他的兄弟詹士（James Loveless）、詹士・哈米特（James Hammett）、詹士・布萊恩（James Brine）、湯瑪士・斯坦菲爾德（Thomas Standfield）及其兒子約翰（John Standfield）被指控發下非法誓言。其實，在當權者眼中，他們真正的罪行是成立工會。由於自1824年起，成立工會已不再是違法行為，故要用其他罪行來打壓他們。

這六人經審訊後被定罪，法官判下他能夠施加的最嚴厲懲罰，將六人流放到澳洲七年。「流放」 在 19 世紀的英國稱為 「transportation」，指的是將罪犯強制遣送到海外殖民地（如澳洲）服刑或勞役。這種懲罰主要適用於 18 至 19 世紀的英國，直到 1868 年才正式廢除。

法官旨在震懾其他人，令他們不敢加入工會。這確是令「大英國民綜合工會」的成員感到擔憂，甚至將工會解散。英國的地主和僱主對此結果則感到滿意。

我們必將獲得自由

然而，洛夫勒斯的遭遇在英國引起很大迴響，他們被視為工會的「烈士」，認為他們遭到不公平的懲罰，民眾更發起抗議運動，其中倫敦有一次示威多達10萬人參加。人們寫請願書，要求釋放這六名「烈士」，並獲得80萬人聯署。然而，內政大臣梅爾本勳爵（Lord Melbourne）拒絕接受這份請願書。

不過在持續的公共壓力和抗議下，這六名「托爾帕德爾烈士」終獲得政府的赦免。兩年後他們返回了英國，獲得英雄式的歡迎。

洛夫勒斯曾在獄中寫下：「我們高舉口號──自由！我們要自由、我們要自由、我們必將獲得自由！」（“We raise the watchword, liberty. We will, we will, we will be free!”）

我們常說以前在香港，有一種自由人士，只要政治自由，但不太理會在工作上的自由。我們要明白，就算有票可投，也不代表我們便會獲得公平的經濟待遇。這些烈士可說是為「經濟自由」、「經濟正義」而犧牲。對我們這些打工仔來說，仍很有啓發性。

（圖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

▌［英史補習班］作者簡介

路易士老師，移英港人。在港教通識，現於英國公立學校教歷史和地理。閒時愛讀書和遊山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