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這篇文章時，紀念1911年辛亥革命的雙十節剛過去了。

辛亥革命是中華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這場革命結束了中國維持了數千年的君主制。雖然革命後建立出來的中華共和國並不是很有良政善治的實效，但其政治意義卻標緻著中國從此脫離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帝皇集權制，進入了邦國公民主權為中心的現代政治文明經驗。

宣揚發展及落實憲政

辛亥革命的初心，是要推翻滿清的專制皇權，在中華大地建立憲制民主的共和國。1912年清帝和平遜位後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政治經驗卻說明，憲政民主的發展在中國是荊棘滿途，期間更經常受到來自邦國救亡和民族復興的需求所挑戰。因此，憲政民主之道在近現代中國的努力，總體而言，是並不成功的。到今天唯一例外的，是目前民主的台灣。而台灣當下的憲政民主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根據，便是在1946年主要由張君勱先生為國民政府草擬，在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

也許，在近現代中國，在宣揚、發展中華憲政思想和在現實政治中推動和落實憲政這一重要的範疇內，君勱先生的貢獻是最突出的。年輕的君勱先生，在晚清和民初時便已跟隨梁啟超主張憲政。他生平發表的第一篇著作，便是在1906年留學日本期間，刊登於梁啟超流亡在外時主編的《新民叢報》的〈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John Stuart Mill （穆勒） 是19世紀英國最重要的自由思想家，他論代議民主是其主要代表作之一。

日後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能夠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君勱先生的思想，從中學習和了解中國現代政治和憲制之道。在這篇短文，我只想簡要的談談，君勱先生1969年辭世後，由張子文先生於1986年為他整理後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從這著作中，我們看到，君勱先生對中華民主憲政的追尋，其反面正是對中國傳統君主專制制度經常陷入暴政濫權的批判。

君主專制與暴政

《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是君勱先生在1965至1968年間，發表在美國出版的雜誌《自由鐘》的36篇連載文章。這些文章最後成書時共有30餘萬字，是君勱先生晚年的力作。

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有21章，分別就政治學的方法、政府和君主的制度、宰相和九卿、中樞三省、諫議、考試銓選、士人、朋黨和政府、君主專制下的法制、地方自治、税役制度、治亂、禪讓分裂、對外和對待異族的觀念等作出詳細對論，通過中華幾千年來的歷史人事和制度，旁徵博引，論證傳統君主制的專制性質及其難以防止暴政濫權的禍害。

這部分是君勱先生對不贊成視傳統中國君主制為專制的錢穆先生的〈中國傳統政治〉一文的商榷。他對錢穆的觀點的批評和列舉的反證，在這部分加起來達洋洋灑灑20多萬言，可見君勱先生對此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質這一問題，是何等重視。《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的第二部分是「民主政治之開始」。但這部分的兩大篇章其實還是繼續論述專制君主的遺害，以及錢著的論點在政治方法學上的不足和偏蔽。

君勱先生在書中廣泛從幾千年的政治歷史中，找出君主專制引致暴政的事例，並分析其背後結構和脈絡，更引述以往的經典文獻作為佐證。其中他在討論完宋朝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後所說的以下一番話，很可以說明他在本書中的中心立場：「司馬溫公對於自平王東遷，迄於北宋，再三言其暴虐不仁，州郡瓦解，懷璽未曖，處宮未安，流血成州澤，聚骸成丘陵之為禍之烈。其感慨之深，與仲長統（筆者注：後漢著名的政治評論家），曾少不異。豈有吾人處於今日民主之世，見吾國（筆者注：民國以來）五十年之變亂，不推求民主所以行而有弊之故，乃反以為傳統之君主政治下之宰相、言官與士人政府足為補偏救偏之藥石乎？」

錢穆先生的不同意

對君勱先生來說，君主專制避免不了「暴虐不仁」之政這一後果，並非是止於宋代。他認為明、清兩代的專制在不少方面比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後面這一點，連不同意把傳統中國君主制一律視為是專制的錢穆也是同意的。錢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批評明太祖廢除了宰相制，並明立祖訓，不許以後的朱家皇帝恢復宰相的職位。錢先生認為，這樣做為皇帝專制大開方便之門。至於清朝，錢先生更視之為是清皇帝專權下挾帶著整個滿洲部落在華夏實行專政。為了結束這種部落專政，錢先生認為是非要革滿族這專制政權的命不可。

不過，在元、明、清之前，錢先生反對把中國的君主制一律視為是專制的，因為宰相作為政府之首，是發揮著與作為天子的皇帝分享最高政權的作用。錢先生有時甚至稱宰相一職為副皇帝。加上中國政治傳統有御史諫官的設立，時刻提醒皇帝要實行仁政善治，並監察政府施政和官員表現，而歷朝的孝廉和科舉制度又把政府政權向全國所有士人開放，擇優而取，形成了士人政府，因此不能籠統地把傳統君主制都視為是專制，並把歷史上的「暴虐不仁」之政統統算到君主制的頭上。

我對中國歷史的學識和修養，自然是不能跟張君勱和錢穆兩位先生比擬的。他們在關於中國君主制是否專制的爭議中，所羅列支持自身論點的歷史證據，哪一方更客觀、準確和全面，我不敢說我一定很有把握作出判斷。例如錢先生說，中國宰相制的廢除是始自明太祖，但君勱先生指出，早在漢光武時便廢除了宰相。我若要斷定誰是誰非，便得要親身進行歷史研究不可。

只是，君勱先生用了30多萬言，在各朝代引經據典羅列種種的歷史事例來建立其觀點，我想我們不管同意他的立論與否，也很難說他的結論是失諸籠統的。我們也不要忘記，君勱先生並非是盲目反對中國傳統的知識人。他更是20世紀當代新儒家的一位領頭學人和政治行動家，對中國傳統有極大的尊重。同樣對中國傳統有極大尊重的另一位20世紀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他在〈良知的迷惘〉一文中，認為錢先生「對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關聯性的把握，以追求歷史中的因果關係，解釋歷史現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地、望文生義的判定」。徐先生提醒我們，錢先生這樣治史，「是很容易給後學以誤導的。」

不好受還是要直視問題

我是在今年9月中在大倫敦Merton （默頓） 區的一所圖書館，拜讀完張君勱600多頁的《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

掩卷之際，想到兩天前，我在圖書館鄰近地區剛參觀了很可能是英格蘭第一次召開國會的Merton Priory（默頓修道院） 的遺址，看到在1215年簽定了限制王權的Magna Carta（大憲章）後，1236年英王Henry III （亨利三世） 在默頓修道院，批准了落實大憲章的首條英格蘭成文法The Statute of Merton（默頓法令） 的展覽說明。

想著張君勱對中華幾千年君主專制鞭辟入裡的分析和批評，對比13世紀起的英倫歷史，心裡感慨萬千。

君勱先生在書裡說：「綜合秦漢以來各代嗣統問題之所以不可救藥者，曰君主權力絕無限制，后妃之數，宦官之用，太子之立廢，人才之黜陟，政策之因革，乃至宰相或諫臣制度如何，皆因皇帝一人之意定。」不受限制的君權，自然是發展不出權力在制度上受到分權制約的憲政制衡。君勱先生進一步指出，「良以遠東廣土之上，只此一國，無可與抗衡者，因而無鄰國可以為鑒戒之資，即視朝之舉亦可憑皇帝之意作罷。此真所謀巍巍在上者也。」

我喜愛閱讀。

但在拜讀張君勱這本著作時，看他引述秦漢以來的專權史實時，讀得很是辛苦。

1980年代，我和友人在香港灣仔區開辦了青文書屋。當時在台灣的柏楊先生正陸續出版他用白話文翻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那時他每出一册，我便在書屋買一册讀上。但多讀了幾册後，再也難讀下去，因為内容太血腥。那時我想到魯迅。想不到在讀到《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時，君勱先生也大量引用了司馬溫公公的鉅著。

我大學畢業後，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正大行其道。當時我和一位香港大學學生會文社的同學，原本想編一本傷痕小說集出版。我用幾個月時間認真讀了幾百篇相關的小說，後來我編不下去了。

傷痕文學對我的情緒觸動太大。儘管我沒有親歷文革，心靈還是承受不了。

這些閱讀經驗，一點也不好受。但不好受還是得繼續讀下去，以增進對「暴虐不仁」之政的了解、直視問題。君勱先生也許是中華民主憲政在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學者和政治參與者。他的努力，失敗多於成功，但他的努力也不是白費的。今天台灣在現代政治上取得的成果，雖然還是充滿挑戰，卻也證明，民主憲政是可以在中華文明的土壤上落地生根的。因此，正如君勱先生上面所言：「豈有吾人處於今日民主之世……不推求民主所以行而有弊之故，乃反以為傳統之君主政治下之宰相、言官與士人政府足為補偏救偏之藥石乎？」

（ 圖 : 集誌社＠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5 Generic）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