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和1997之間——工黨永遠的路線之爭

1945和1997,分別是二戰結束和香港主權移交的年份,香港人想必對這兩個年份都有印象。工黨於二十世紀初創立,多數時間在野,創黨至今僅出七名首相,撇除新近當選的施紀賢(Keir Starmer),真正贏得政權並有意義地執政的,便要數艾德禮(Clement Attlee)和貝理雅(Tony Blair)兩人。(其實有第三人——威爾遜 Harold Wilson,但礙於篇幅所限,本文專注討論工黨的路線之爭)。

而1945 和 1997,就是兩人分別帶領工黨大勝之年。之前曾談及保守黨的溫和路線,今日筆者希望借這兩個年份,談談戰後工黨的路線之爭。

英國政治向來講求中間路線,政黨只有取信於中間選民才能贏得大選。工黨艾德禮迫使保守黨接受並共同實行福利國家,是為戰後共識;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徹底改變英國經濟模式,迫使工黨放棄國有化路線方能當選,時人稱為「貝戴主義」(Blatcherism)。艾德禮至今仍為最受民眾歡迎的戰後首相,代表着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貝理雅雖然同樣贏得三次大選,但其放棄國有化、接受自由市場路線就未必最為黨內歡迎。一個奠定兩黨共識,一個接受對手路線,兩者路線之爭至今依然存在於工黨黨內。

奠定英國福利制度

二戰雖然於1945年結束,但其實戰時保守工黨聯合執政期間,衞生大臣 Ernest Brown已委任自由黨籍的經濟學家 William Beveridge 研究其時的社會保險制度,並提出改革建議。Beveridge 遂於翌年刊登《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又稱卑弗列治報告(Beveridge Report),當中建議設立市民可承擔的醫療制度、建立失業保障、退休金制度,並開徵定額税項(flat rate)以承擔開支。二戰後,兩黨結束聯合執政,舉行大選,工黨採納卑弗列治報告的建議作為政綱,建構現代福利主義國家,結果於該次大選大勝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帶領的保守黨。作為首名獲得過半議席執政的工黨黨魁艾德禮,雖然執政僅六年,但其任內施政效率就為歷史學家稱道。艾德禮任內國有化多個基本行業,包括英倫銀行、煤礦、火車、電氣、鋼鐵等,又建立國民保健署 (NHS)和社會安全網,奠定現代英國福利國家。

艾德禮於 1951 年提出解散國會重選,雖然得票率依然較保守黨多出8%,更創下工黨歷史最高的得票率(48.8%),但礙於單議席單票制下得票不均勻而敗於保守黨。再次回朝的邱吉爾,雖然曾帶領保守黨在1946年投票反對《國民保健署法案》,但他們最後承諾保留國民保健署和其他福利措施,只是不會進一步國有化任何產業。保守黨於此後二十年,均未有推翻工黨政府六年間創立的福利國家制度,保留國有產業、高税收,並以維持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為目標。

保守黨於戰後廿載落實的經濟政策與工黨無異,是為戰後共識。艾德禮僅用六年時間奠定英國福利制度,迫使保守黨接受工黨的經濟政策,得以成為戰後最為歷史學家稱道的首相不無原因。

黨內右派出走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間,英國經濟增長放緩,物價失控,市場陷入滯脹(stagflation),罷工接連不絕,英國被稱為「歐洲病夫」。當時英國工會權傾朝野,不論兩黨執政皆在調薪前諮詢工會,政府嘗試與工會協調調薪程度以抑制通脹,但強勢工會帶來更高工資,同時導致通脹繼續失控。兩黨政府皆曾嘗試抑制工資上升幅度,工會每次都以全國總罷工回應,兩黨分別於1974年和1979年因為通脹失控而於大選落敗。

戴卓爾夫人帶領保守黨於1979年以小政府大市場路線、貨幣主義(monetarism)、抑制工會權力而大勝,從此連續執政18年。戴卓爾夫人執政年間,大幅私有化原國有產業、放棄維持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的目標、去工業化而側重於金融行業。雖然過程中導致失業率飆升,北部工業區大批工人失業,倫敦金融市場卻發展蓬勃,經濟成功反彈。戴卓爾夫人經此一役,雖然使保守黨於北部工業區、蘇格蘭、威爾斯等地區民望進一步下跌(這南北分野直到今天依然可見),但就獲得南部城鎮和中產支持。

工黨在1979年敗選後,原黨魁卡拉漢(James Callaghan)請辭下台,黨內推舉左翼社會主義者富特(Michael Foot) 和溫和翼的希利(Denis Healey)角逐黨魁一職。希利在其時民望甚至比戴卓爾夫人更高,但黨團最後選出富特出任黨魁。

富特提倡英國放棄核武、離開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前身)、重新國有化基本產業。黨內右派則出走成立社會民主黨,之後兩次選舉中泛左翼票源分裂,成為工黨難以重返執政的其中一個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希利敗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對獲得黨內右翼支持「坐定粒六」,令工黨右翼部分議員故意票投左翼富德。

至於出走的工黨右翼,是否為了開拓中間偏左的溫和票源而故意把工黨向左推,就見仁見智了。工黨於之後的1983年再次大敗,得票率僅 27.6%,為工黨戰後得票率最低的記錄。

富特在敗選後下台,接任的金諾克(Neil Kinnock)屬於黨內溫和翼,任內嘗試將工黨改頭換面,與黨內左翼、托派、工會勢力周旋,以重新取信於中間選民。金諾克放棄國有化部分產業,把政綱側重於平等而非國有產業。工黨於1987年略為重奪失地,但得票率依然徘徊於三成左右,翌年金諾克遭左翼的 Tony Benn 挑戰黨魁地位,但成功擊敗 Benn。金諾克雖然逐一放棄舊有左翼政策,但依然於1992年大選再次敗於馬卓安(John Major)帶領的保守黨。

貝理雅的「新工黨」

貝理雅於1994年接任工黨黨魁,至此工黨其實已經發現原本1945年那套國有化和福利國家制度不再適用於當時的英國,也不能以此作為政綱贏得大選。貝理雅進一步調整工黨路線,正式在黨章中剔除國有化條文,又強調他帶領的工黨為「新工黨」以資區別。他更承諾當選後五年不會增加入息税,並跟隨保守黨政府原有的税收和公共開支政策,嘗試洗脱工黨作為「高税福利黨」的形象。

歷經一番改頭換面之後,貝理雅帶領的工黨以「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於1997年大勝,其獲得的418席為工黨迄今以來最高記錄。貝理雅任內的外交和經濟政策其實都有別於傳統工黨路線,外交上貝理雅作為主戰派,兩次攻打伊拉克、帶領英國參與阿富汗戰爭和干預南斯拉夫對科索沃人的屠殺;貝理雅附和「大殺傷力武器」的主張,在沒有聯合國決議的情況下聯同美國攻進伊拉克,至今爭議不絕,最後更成為其民望插水而下台的原因之一。經濟政策上,貝理雅一方面引入法定最低工資,另一方面繼續前任保守黨政府的私有化市場改革,亦盡量避免加税。其任內英國經濟急速成長,國民實質收入(real income)增長達18%。

貝理雅雖然得以帶領工黨贏得三次大選,連續執政十年,但其路線一直被評為背棄傳統工黨價值。其領導的新工黨優先強調控制通脹、繼續私有化改革,外交政策上多次出兵參與或干預國際事務。然而,究竟誰能定義可謂「傳統工黨價值」?艾德禮在戰後實行社福改革固然成功,甚至逼得保守黨亦要接受其政策成為兩黨共識,然而,福利國家和國有化產業為回應戰後格局,究竟這路線是否在今天仍然適用?筆者不在此探究哪條路線適合現在的英國,但至少英國選民並不接受對電力及鐵路以外的國有化路線。

沒有完結的路線之爭

2010年工黨下野後,黨內先是選出溫和左翼的文立彬 Ed Miliband(其兄文禮彬 David Miliband 較為偏向貝理雅路線和黨內右翼,就以絲毫票數落敗),五年後更選出傳統左翼的郝爾彬(Jeremy Corbyn),但顯然兩者皆不為英國選民所接受。筆者並非歐思邦(George Osborne)緊縮政策的支持者,亦理解工黨黨員為何選出唯一反對緊縮政策的郝爾彬。只是英國選民結構一早已非戰後模樣,新的兩黨共識已經視市場化為理所當然。

脱歐後的兩黨差異,税務和經濟政策其實亦不再是戰場所在。戴卓爾夫人的去工業化政策、甘文樂豪賭脱歐公投、卓慧思的預算案災難,這些是工黨要執拾的爛攤子,執迷於國有化與路線之爭不能拯救英國。英國需要的是新的工業政策、需要重建與歐盟關係、需要重新獲得投資者信任。現任黨魁施紀賢(Keir Starmer)雖然以一套左翼政綱當選成為黨魁,但他上任黨魁後再次將工黨改頭換面,短短五年間使工黨重新成為選民被可接受的選項,卻以犧牲黨內左翼為代價。這條路線之爭雖以中間派勝出而暫告一段落,但相信到施紀賢卸任的一天,依然會再次死灰復燃。

(圖:No.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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