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有海外港人以「沉默即共謀」評論香港情勢，引發一些留港朋友的強烈不滿，認為抹煞了許多留港者默默耕耘的努力，評論過於粗疏以致脫離現實。如是者，留港離港越走越遠的憂慮再度被提起。借用其他離散社群的歷史案例，我們對此離散政治的張力不應感到意外，亦可從這些案例當中尋找可能的出路。

本欄過去多次強調，香港人的移民社群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過特別。歷史上，因應政治局勢突發轉變而產生的移民潮，多不勝數。他們的組成也和近年香港移民潮一樣，往往以專業精英階層自居，經濟條件一點不差。以下就以古巴裔美國人和伊朗裔美國人作為案例，說明為何離開的人和留下來的人往往會有一定矛盾。

離散社群帶有高度的自我選擇性

由於地理上的相近，歷史上一直有古巴人移民美國，特別是商人和技術人員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來到1959年，卡斯特羅發動古巴革命，建立由古巴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大批古巴人隨即移民離開，當中包括許多富人和中產專業人士，史稱「黃金流亡」（Golden Exile），至1962年已有20萬人抵達美國；在1965年到1973年期間，每星期十班從古巴到邁阿密的「自由航線」又再帶走了30萬人。他們建立起獨特的身份認同，製造了成為模範移民的「古巴成功故事」（也有反對者稱之為迷思）。

同樣因為政治突變而產生的移民群體還有伊朗裔美國人。1979年發生的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最後建立了神權為核心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和古巴的經驗一樣，大批富人和中產專業人士隨即出走，在各地建立離散社群。在美國，他們的人數也十分可觀，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為40多萬人，再加上第二代的話可能有過百萬人，其中不少聚居於加州洛杉磯。

在古巴和伊朗的經驗當中，都可以看到當原居地政治突變的時候，第一批出走的人都是財政資源和專業能力較為充足的。畢竟他們對政治突變的後果更為敏感，也較有能力盡快離開。這點對討論離散政治十分重要：離散社群帶有高度的自我選擇性，他們不是原居地社群的隨機代表，而是本來就側重於個別階層以至政治立場的群體。因此，與其說他們離開後的政治立場變得和留下來的不一樣，不如先搞清楚離開和留下來的人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是相同的群體。

這點在香港移民中也相當明顯。不是說所有的離港者都是黃絲，但第一批趕緊離開的香港人，他們的離港動機往往正是出於對香港政府極不信任。我遇過不少離港者是在沒準備好的狀態下極為匆忙地離開香港，全因為他們一度相信香港政府很快便會好像東德興建柏林圍牆一樣大規模無差別阻止香港人離境。現在回頭看來，他們的憂慮未免過於極端，但重點是會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在政治上明顯和一般港人有別，離開後對香港情勢的判斷被留港者視為偏激也可以理解。

只能越走越遠？

那麼離港者和留港者是否只能越走越遠？在古巴和伊朗的經驗中也能見到類似的隱憂。離散者有更多的發聲空間，聲稱自己代替仍在古巴和伊朗當中未能發聲的人去發言，但現實上可見度不等於代表性。畢竟，對於很多離散者來說，他們相信自己最大的價值就是其「純潔性」，不用如留下來的人那樣有那麼多的顧慮。然而長此下去，他們很難避免對原居地的政治脈絡失去敏感度，政治判斷越來越脫離當地人的日常經歷，帶來代表性問題的質疑。

與此同時，他們的政治議程會受當地政治格局影響，正面去看是增強影響力，但與此同時也可以反過來被當地的政治版塊移動所扭曲。例如古巴裔美國人的政治就明顯嵌入在美國的兩黨選舉政治當中，也有評論質疑這是否反過來局限了古巴裔美國人的政治想像。

那麼接下來會怎樣？古巴和伊朗的經驗告訴我們，當離散社群人數越來越多，並開始出現第二代和第三代，便會出現內部的政治分野，對原居地的政治想像不會那麼一面倒。最近美國在中東和加勒比海點起處處火頭，後面也引伸出離散政治的辯論。在美國的伊朗人，有的期望伊朗政權的崩潰，但也有的擔憂特朗普政府對當地人民的福祉毫無興趣，最後伊朗人付出了戰爭的代價卻不見得有帶來實質改變。也有評論指新生代古巴裔美國人的政治立場已變得更為多元。

香港相對於古巴和伊朗，無論過去或現在也和世界的連結更為緊密。離開了的香港人要維持和留下來的人的連結，道理上應較為容易。古巴和伊朗的經驗是重要的提醒，接下來如何面對就考驗離散港人的智慧了。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