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一點也不抗拒戴口罩，口罩是我居家旅行必備的用品。有次飛機鄰座的乘客無遮無掩地打了乞嚏，當時全機滿座，不方便搬位置，那麼最有效的保護當然是口罩。我在2019年5月出版的《不正常旅行研究所》（白卷出版社）的書末附加了一個旅遊用品清單，在「藥物」一欄裡就包括了口罩。

我不是抗拒戴口罩，而是抗拒為做而做、形式主義的強制口罩政策。

有次跟朋友在公園野餐，過不多時，管理員前來遠距離不斷張頭探腦地觀看我們枱上的薯片，看得我們都有點不自在，頓時明白因為只有進食時才能豁免戴口罩，管理員正是要察看清楚我們是否還剩食物，如果沒有食物，我們就要戴上口罩。我立即跟朋友說：大家不要吃最後一塊薯片，因為吃光了薯片，會否增加感染風險就有待確定，但管理員就肯定會先來警告。

不是要怪責管理員，亦不希望他覺得有人在責怪他們，他們不是公務員或官員，職能上亦不算擁有公權力，其工作範圍也只是執行公園中的一些規定，而不是擴展到更廣泛的執法或政府管理範圍。如果管理員收到上司下達的指令，到處又佈滿監控電視，他們實在難做，不想他們難做。

但口罩的規定本到了後期已流於表面形式，好像我跟朋友在公園野餐，最近的另一組人也有五、六米遠，我們感染他人的風險有多大呢？而我們之間早就除罩相見，共吃零食，進食後就算不戴口罩，到底在我們之間又會如何增加感染風險呢？

更甚者有人指出到餐廳用餐，落柯打後除口罩等開餐，卻遇上食環署突擊檢查，餐廳內沒戴口罩的食客居然被罰款，原因是「枱面上未有食物，不能除口罩」云云（註1）。到底下單之後等開餐期間，戴罩與不戴罩的感染風險有何分別，用常識去判斷吧，但因此而判罰，豈不予人形式主義、匪夷所思之感？而在47人案開審時，有人因短暫脫下口罩而判罰5000元，口罩令是抗疫工具還是政治工具（註2）？

還記得疫症初爆時，當時香港人憑著多年以來的常識及習慣，馬上意識到口罩對防疫的功效，並發動國際網絡在世界各地搜羅口罩，但時任特首的鄭月娥卻一意孤行，聲言「戴咗都要除番落嚟」（註3）。而事後的研究亦表明，在疫情初爆的首百天（2019年年底至2020年4月8日），香港人的使用口罩的決定顯著降低了COVID-19 初期的感染率（註4）。

但到了後期變種出現，儘管香港人在公眾場所佩戴口罩，但始終不可能經常佩戴口罩，承如香港大學微生物系臨牀助理教授薛達所言，Omicron 變種病毒殘酷地暴露了口罩弱點，因為在家裡、餐館或茶水間必須除罩，許多人感染了 COVID-19，這種免疫力本身提供了針對 COVID-19 的短期但強大的保護（註5）。

當接種率及感染率都接近頂峰時，並有不少香港人都認為應該讓公眾自行決定是否佩戴口罩（註6），卻要等到澳門放寬口罩令後，香港才趕上步伐，「宜快不宜慢」（註7）地解除口罩令。

不少防疫政策變得像演戲一樣，使用大量公帑，成效不彰，浪費資源。空置的隔離措施是其中之一（註8，見《集誌社》相關報道），口罩令亦是其中之一。你我明知道在不少場合的戴口罩要求無理，但還是要演好這場戲，所以我不戴罩，就確保枱上的最後一塊薯片不要消失，大家演好這一齣戲。

但對防疫政策批評太多，又驚被人上綱上線，本來坊間可以就著實際情勢及科學數據去討論防疫措施及政策，卻被政治掛帥的政客或評論人以《國安法》、「一國兩制」之名扣上帽子，一時說甚麼「若香港有專家推動與病毒共存，或有違國防政策，違反社會秩序，可視之為違反《港區國安法》」（註9），一時又聲言「（與病毒共存）辜負了香港廣大基層民眾以及國家戰略上的正當期待，與新時代『一國兩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馳」（註10），還有被責難為「冷血」（註11），被指控是「反中亂港」、「製造香港與內地的對立」（同見註12），在香港還容得下平情公允討論防疫措施的空間嗎？

若然遇到有人仍然戴口罩，那是他們的自由，沒有人可以取笑堅持戴口罩的人，他堅持戴口罩是因為他覺得有需要。但同樣道理我沒有打算戴口罩，那也是我的選擇。這種自由選擇的防禦措施，本來是最佳最合理的保護策略，但卻姍姍來遲。

維持959天的口罩令終於解除，但經歷種種抗疫之亂，除罩相見之時，卻笑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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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合作用 ] 作者簡介

薯伯伯為最早一批在網上連載遊記的香港人，多年來足迹遍佈歐、亞多國，在喜馬拉雅山麓、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生活。著有《風轉西藏》、《北韓迷宮》、《西藏西人西事》及《不正常旅行研究所》，分別在香港、北京及首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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