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海外港人聊天，常常聽到一句說話：「我們不是移民，我們是走難」。

這句話的出發點，通常是要和以往那些發財後到海外享受生活的人區分起來，強調移居者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離開香港。這句說話在不同圈子有不同解讀，也聽過不少人表示不喜歡，認為這樣說會貶低真正流亡海外、在社會最邊緣等待庇護審批的那群港人。

到底誰是難民？這條問題確實不易回答，而且越來越難回答，而這點在過去數年更成為許多港人生命中無法迴避的困難。

表面上，難民在國際公約已有標準。二次大戰結束後，盟國自持為自由之師，既要面對納粹時期的大屠殺和難民潮，又有冷戰興起後由鐵幕國家逃到西方的逃亡潮，帶來了難民權益和援助的制度化。按照1951年訂定的「日內瓦公約」，難民被定義為「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應受國際社會保護。

香港與難民

現實上，自公約訂立以來，「誰是難民」就是一條很難回答的問題，而這點在九七前的香港已是第一現場。1975年越戰結束後，越來越多越南人乘船來到香港，英國政府更在1979年把香港列為「第一收容港」。到2000年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時，香港曾接受多達二十萬越南船民。隨著人數增多，港府曾推出「甄別政策」把受迫害者和經濟移民區分開，後者遣返越南。當時有電台廣播向前往香港的船民說明政策，起始「北漏洞拉」的音節更成為當時港人對越南人的謔稱。

來到近年，又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南亞地區的庇護呈請者來到香港。由於等候核實身份的輪候時間漫長，部分會打黑工為生，坊間出現「假難民」的說法，傳媒往往以刻板印象對待。當年見到這些所謂報道，總擔心會否「他朝君體也相同」，有一日港人自己變成難民，要面對敵對的庇護申請環境。

很不幸，在2019年後，真的出現了來自香港的庇護呈請者，跑到台灣和歐美尋求協助。在英國，由於當地本身已有大量來自其他地區的呈請積壓個案，港人到達後往往要等候兩三年才能得到核實身分的機會。也是基於壓力，當地政府對輪候者的支援十分有限，例如每星期只有約50英鎊的生活費，而且法例規定不可以打工自食其力。聽過不少港人個案在英國過得十分刻苦，主要靠港人救援團體的幫助才能撐下去。有時在網上見到某些移英港人埋怨在英國要「交重稅養難民」，有點擔心那些港人庇護呈請者見到這些評論會有何感想。

誰是難民

庇護呈請核實制度的系統性崩潰是全球現象，原因正是開初的那條問題：誰是難民已變得越來越難分辨。例如許多中美洲國家因為幫派橫行，當地政府無法維持治安，居民寧願攀山涉水去美國申請庇護。他們雖然不是被特定政權所追捕，但某程度上也可以稱之為「走難」。更別說那些因為氣候變化水平面升高而隨時滅國的太平洋島國居民，則肯定是在「走難」，卻不是傳統意義下的難民。

全球化下人口遷移變得容易，一個地方的社會倒塌可以為幾千里外的另一端帶來影響，所謂「假難民」的爭議其實也反映出原有制度如何跟不上時代轉變。

相對來說，台灣因為沒有《難民法》，未見世界各地的呈請者湧到台灣，道理上不會像英國那樣因為個案積壓導致制度崩潰。沒有訂立法例的背後憂慮也不難理解，畢竟如果台灣有《難民法》，恐怕明天就會有十萬人從廈門游水過去金門申請。

然而正正因為沒有清晰法規，也讓港人申請者感到欠缺保障。台灣處理港人庇護需求曾經歷過制度混亂，雖然後來終於開啟了較為清晰的定居時間表和路線圖，但因為法律基礎薄弱，許多人還是欠缺信心。聽說不少港人明知英國的援助環境不佳，也寧願到英國而不在台灣申請庇護，全因他們相信就算在英國遇到不公對待，最後還可以靠法庭按法律討回公道；台灣的制度環境則未必能提供同等保障。

回到難民身份的模糊不清，除了可應用在庇護呈請者，也可以反過來理解：這就回到一開始所說，有些海外港人確實對自身的安全有所憂慮，但沒有以庇護呈請者的方式移居，而是走一般移民的路線。這些人可能也背負一定危險，只是正正因為有危險，所以沒有公開說明。對於這種情況，有時我甚至懷疑越危險的人越會說自己沒有危險，以免自己受到注意呢。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