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罷工浪潮持續擴散，影響愈來愈大。各地區的不同行業，都有工人進行或醞釀着罷工，當中尤以持續了好幾個月的鐵路和運輸工人罷工，對生活的影響尤為顯著，社會上也議論紛紛。幾年來移居英國的香港新移民，對於罷工也有不同的立場，甚至出現各種爭論。

反對罷工的人因為罷工帶來不便，有各種怨氣和牢騷，指責工人不應為了自己的薪金福利，發動罷工而影響大眾。這種意見當然是香港人所熟悉的，因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大多數香港人對工人權益的漠視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爭論中，相當部分的港人是抱「不反對」甚至支持的態度。他們認為無論怎樣，工人為了爭取自身的權益而「罷工」是無可厚非的，畢竟訴諸「工業行動」是英國確認的一種民權，作為新移民的香港人更應包容了解。

平情而論，這種觀點說不上是對這番罷工的同情甚至理解，因為事實上大多數香港新移民對於英國複雜的勞資關係，這個國家勞工運動的歷史傳統，其實少有確切的認識。對於鐵路運輸工人這輪罷工的具體訴求，也大都不甚了了，所以無法產生真正的「理解」或「同情」。然而，就著應該如何面對「罷工」這事，不少來自香港的評論聲音，都著眼於與一種言論商榷，這種言論把「罷工」妖魔化為純粹自私的行為。這種「撐罷工」的聲音甚至以是否對「罷工」採寬容態度，作為香港移民是否真正能「融入」英國生活，了解英國的自由民主文化的標尺——如果「依然」對於英國竟出現罷工而大驚小怪，那不如「返香港」繼續做「港豬」吧了！

將英國工人罷工引伸到移民能否融入的問題，以致是否繼續是「港豬」的討論，當然是超越了一般的「左」與「右」的意識形態爭議，反而更多地表露出，罷工議題是緊扣著香港人身份認同在當下的掙扎。因為目前移民英國的香港人絕大部分是因2019年那場運動而來的，所以他們實在無法抽離於那場運動的經驗，去面對當下在英國出現的罷工。

香港人要「返工」

想當年抗爭運動中形成了「和勇不分」的態勢，街頭的示威集會與勇武抗爭交替出場，把運動一波又一波地推向高潮，抗爭者先後號召「三罷」，因為他們終於認識到，街頭激進示威已無法「升級」，而最「和理非」但卻又最有力的抵抗，正是全民可以參與的「罷工」、「罷市」和「罷課」。可是，「三罷」最終無法接上街頭勇武的棒，雖然中大和理大的勇武對抗是運動的「高潮」，但它們並沒有觸發大規模的「罷工」。這突顯出香港人生活的最優先選擇仍然是「返工」，運動也因此遇上了它最致命的發展瓶頸。

社會上長期缺少對「罷工」的積極態度和正當評價，使人們無法習得「罷工」的組織方法和動員技巧，也欠缺對參與罷工者所可能要承擔的風險和代價作出支援準備。因為長期以來，雖然各方面的民權意識都不斷進步，但香港還是承襲著殖民社會的保守與反動，和資本家擁有鉅大影響力的遺緒。這導致在社會危機總爆發之時，社會力量面臨一場對決，但民間也只能夠匯聚力量參與街頭示威，實踐以肉體犧牲以明志，召喚社會同情共感，但遠未有足夠的條件和力度，去讓全民參與和當權者的對決。長期欠缺「經濟性罷工」去為「政治性罷工」作心理、文化以致組織上的準備，決定了2019年大型社會運動的終局——雖然它仍能在期後的醫護界為防疫問題而舉行的罷工中，留下局部成功的事迹。

當然，究竟「經濟性罷工」是否「政治性罷工」出現的前提，後者是不是前者的更高級、更成熟階段等等，都是勞工運動史上一直爭議不休的問題。上世紀之初，德國勞工運動界曾經熱烈討論過一個名為「總罷工」的構想，大意是指一場總的對決。既然是一次最後對決，「總罷工」需要長久準備，需由大量規模細小的「經濟性罷工」累積條件，加強工會組織，然後建立一個龐大的工會系統去精心協作和領導，「總罷工」才能付諸實行。但它一旦付諸行動，社會根本制度和政權的轉換就有可能實現。

對勞工運動的保守主義

「總罷工」雖然首先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首先倡議，但後來上面這一套想法是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主流所持守的一套。可是，當俄國1905年促使沙皇讓權，成立國家杜馬（國會）的革命發生之後，知名的社會運動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就對之進行深入的研究，發掘出「自發性罷工」的潛力，它們毋須按工會領導所構想的高度集中組織來領導。她認為這些「自發性罷工」對於社會動員和人民對權利的覺醒一樣有重要作用，而「經濟性罷工」和「政治性罷工」也不存在著誰先誰後，誰要作為誰的前提的問題，因為有時「政治性罷工」也可以倒過來促進工人加入勞工運動，在具體權益問題上參與「經濟性罷工」。

香港2019年所曾出現的「三罷」呼召，顯然是屬於「政治性罷工」的一種，甚至可以和當年德國及國際勞工運動所思考過的「總罷工」相提並論，只是「三罷」的呼召雖然和1989年支聯會等提出過的「三罷」有某種歷史連續性，但和「總罷工」相比，就顯示了它缺乏深刻的理論反思和研究。在兩個「三罷」口號出現的三十年之間，香港人對「罷工」權利和重要性的認識，進展其實極為緩慢，顯見1989年之後香港民主運動逐漸發展，但它未能打破香港人對勞工運動的保守主義。

可是，2019年的運動所留下來的並沒有被如此輕忽，雖然現在香港並沒有重現大型社會運動的氣候，但觀乎香港移英社群對英國本地「罷工」愈見包容，足見這轉變其實相當顯著。這更加可以在理論上印證，「政治性罷工」的經驗足可以成為人們更能接納「經濟性罷工」的基礎。

所謂「港豬文化」指的並不只是只管「食玩瞓」的生活態度，也包括了甚麼是權利，如何構成集體，怎樣看待「集體行動」等的認識。如果2019年前的香港最終極的「維穩」方程式，是全方位地排斥「罷工權利」，污名化「集體行動」，那由香港抗爭的（挫傷）經驗「讀入」（read in）英國的「罷工」事件，證明的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內涵正在發生變化，而非僅僅是是否「融入」英國社會的問題。它更說明了2019年運動的效應仍在延續當中，改寫着香港人的主體性。

▌［安徒行傳］作者簡介

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