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向被視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親信」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的動向成為外界關注焦點。更耐人尋味的是，外媒向中國國防部追問何衛東去向時，發言人吳謙未予明確否認，而是語焉不詳，這一反常態度令事件更加撲朔迷離。在習近平高度集權的背景下，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軍方高層的潛在動盪，更揭示了「有權無責」格局下，軍方、官僚、上海幫與太子黨等各方如何陷入「集體躺平」的博弈困境。

據美傳媒《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3月25日援引美國國防官員的消息，美國情報機構認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已因調查落馬。對此，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於27日回應稱：「沒有相關消息，也不了解這方面的情况。」

何衛東是習近平於2022年10月破格提拔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將領。然而，自今年全國「兩會」結束以來，有關他可能涉案被查的傳聞不斷傳出，從「被帶走」到「被軟禁」等說法層出不窮，近期更是甚囂塵上，引發外界廣泛關注。

博弈理論視角：囚徒困境與集體不作為

博弈理論（Game Theory）作為研究策略互動的工具，為理解中共當前局勢提供了重要框架。著名博弈模型「囚徒困境」揭示了一個核心悖論：當各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往往導致集體最差的結果。在習近平主導的「有權無責」體制下，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導人，而下屬機構與個人則被剝奪決策自主性，僅承擔執行責任。這種結構類似於囚徒困境的變體：各方既無法獨立行動，又因懼怕承擔風險而選擇不作為。

匈牙利裔美國學者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與德國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在1944年出版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書中指出，當參與者之間缺乏信任與有效溝通時，合作難以達成。應用於當前情境，中共軍方高層如何衛東若因內部清洗或權鬥失勢，其他將領可能選擇「躺平」以自保，而非主動表態或行動。

同樣，官僚系統在反腐高壓下，傾向於消極應對，避免因積極作為而觸碰紅線。上海幫與太子黨作為傳統派系，面對習近平的「習家軍」全面上位，也可能採取低調策略，等待時機而非正面對抗。

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在《合作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一書中進一步分析，重複博弈中合作的關鍵在於「報復與獎勵」的平衡。然而，習近平的集權模式打破了這一平衡：獎勵被個人壟斷，報復則無處不在。這種不對稱性導致各方參與者傾向於「零和思維」，寧可無所作為，也不願冒險挑戰現狀。

歷史經驗：暴君下的官僚應對策略

歷史上，「有權無責」的暴君統治屢見不鮮，其結果往往是官僚與政治對手的「集體躺平」或暗中抗衡。中外案例為當前局勢提供了借鑑。

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晚年因窮兵黷武與猜忌大臣，導致朝臣噤若寒蟬。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當時官僚多採取「明哲保身」策略，避免因進諫或主動施政而招致殺身之禍；明朝萬曆皇帝後期則更為典型，其長期不上朝，權力下放給宦官，地方官員與朝臣因無明確指令而陷入「無為而治」，最終加速了王朝衰亡。

西方歷史中，羅馬帝國的尼祿（Nero）統治時期也展現了類似邏輯。尼祿集權於身，猜忌元老院與軍方將領，導致精英階層選擇消極應對，甚至暗中結盟以待時變。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記述，當時官僚與軍方「表面順從，內心疏離」的態度，成為帝國動盪的前兆。

這些案例表明，當最高權力者試圖通過集權消除異己時，下屬往往以被動抵抗或不作為回應。這種「集體躺平」既是對權力失衡的自然反應，也為潛在的反抗埋下伏筆。

當前格局：軍方、官僚與派系的博弈選擇

回到當前，何衛東的「失蹤」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作為習近平在軍中的重要親信，其失勢傳聞若屬實，將對軍方權力結構產生連鎖反應。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作為老資格將領，或趁機擴張影響力，而其他將領則可能觀望形勢，避免捲入清洗風暴。這種「不合作均衡」正是博弈理論預測的結果：當信任崩潰時，各方寧可保持沉默，也不願承擔風險。

官僚系統同樣如此。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反腐運動雖震懾貪腐，卻也讓官員普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例如，地方官員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對中央政策多採取敷衍態度，導致政策執行效率低下。這種現象被經濟學家許成鋼稱為「激勵扭曲」，即在「有權無責」的頂層設計下，下層執行者缺乏動力。

上海幫與太子黨的應對則更為複雜。上海幫自江澤民時代起便是權力核心，但在習近平反腐運動中屢受打擊，如周永康、徐才厚等要員落馬。如今，面對「習家軍」的全面掌控，上海幫可能選擇低調蟄伏，等待習近平權力出現裂痕。太子黨作為紅二代群體，雖與習近平有血緣淵源，但其內部派系林立，薄熙來案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更多成員轉向商業領域，政治上「躺平」成為常態。

集體躺平的長期隱患

從博弈理論與歷史經驗看，習近平「有權無責」的統治模式雖短期內鞏固了個人權力，卻埋下了長期隱患。軍方、官僚與派系的「集體躺平」看似穩定，實則削弱了體制的應變能力。正如阿克塞爾羅德所言，缺乏合作的系統最終將因內部僵化而崩潰。歷史上，漢武帝晚年的窮兵黷武與萬曆帝的怠政，皆因下屬不作為而加速危機。

何衛東事件或許只是這一格局的縮影。當權力過於集中，信任與激勵機制崩解時，各方參與者將陷入「囚徒困境」的惡性循環。對習近平而言，如何打破這一僵局，或許比清洗異己更為迫切。否則，這場博弈的最終結局，可能不是勝負分明，而是集體沉淪。

（ 圖 :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