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布會似無功實有用 輸外勞似有用實無功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兩則,一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會談雖無即時成果,卻煞停了中美關係螺旋下滑的劣勢,讓身處衝突夾縫的周邊國家舒一口氣;二是香港特區政府「先斬後奏」,單方面公布放寛輸入勞工,26個過去禁止外勞的低技術工種全面解禁,事後才諮詢勞顧會,遭六名勞方委員離場抗議。此外,港府申請禁制令阻止《願榮光歸香港》傳播一事亦有後續發展。

布林肯訪華

布林肯訪華,分別與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及外長秦剛會晤,又獲習近平親自會晤,會後中方宣布,秦剛答應布林肯邀請回訪美國,而美國總統拜登預計亦將於不久未來與習近平再次會晤。這些中美高層接觸,被外界視為中美關係走向穩定的重要標誌,因此,會談雖無即時成果,例如美方期盼兩國軍方恢復熱線溝通機制,中方沒有答應,而中方要求美方撤銷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制裁決定,美方也沒有同意,但外界仍然對此次被美會談給予正面評價,尤其夾在中美角力中的亞洲國家,他們既不想得罪美國也不想淡出中國市場,如今美中恢復高層直接對話,意味衝突暫時不會升級,亞洲國家毋須被迫選邊站,自然如釋重負。

特區政府放寛輸入勞工

在香港方面,特區政府決定放寛補充勞工計劃,沒有按慣例事前諮詢勞顧會,勞方代表完全被蒙在鼓裏,而且放寛幅度甚大,名額多達2萬,涵蓋工種包括所有過去禁止輸入外勞的低技術工種或行業,而且沒有日落條款,沒有煞停機制。這種一邊倒站在僱主立場制訂勞工政策的做法,嚴重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勞工政策傳統,難怪勞顧會的勞方代表要以集體離場的方式表達不滿,因為拍板公布後才諮詢,根本只是走過場,特首所謂仔細聆聽勞方意見只是空話。

香港這兩年移民潮比較厲害,許多行業都面對人手不足的困境,特區政府考慮放寛輸入勞工,尤其像建築和運輸行業,需求比較急迫。而長期缺乏勞工,單靠青年人入職培訓,以及成年人轉業再培訓,均難以解決,這些市民大眾是知道的。勞方代表過去也願意妥協,針對少數有強烈需求及明確數據的行業,作有限度的輸入,但政府這次不按牌理出牌,26個低技術工種或行業一下子全面解禁,這就必然會令從事相關行業的基層勞工受到衝擊,他們的薪酬待遇將難以改善。

更重要的是,這種先斬後奏、一面倒支持僱主的作風,架空了勞方在制訂政策中應有的角色,令特區政府被看成為重商家輕勞工的資本家代理人,不再是中立的協調勞資雙方利益的仲裁人。這個角色與形象的轉變,將令日後特區政府所有決策都被質疑,例如批評長者二元乘車優惠被濫用要收緊,或者重新考慮保留哥爾球場、不收回建公屋,這些政策取向都會被視為剝削基層,特首及其團隊的民望將一跌不可收拾,無論有多少隻黃鴨在維港「沖喜」,都難以挽回基層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禁制令

至於申請禁制令阻止「榮光歌」傳播一事,亦有後續發展。由於法院押後了聆訊,禁令尚未批出,多首不同版本的榮光歌暫時毋須下架,但這些歌曲的創作人突然把歌曲主動下架,引起廣泛猜疑,未幾即看到公布,創作團隊授權了海外機構,再度把這些歌曲在主要網上平台上架,反映版權人是擔心歌曲將在香港境内被禁制,所以把版權外移,授權予海外機構負責上架更新,藉此保護香港的創作人及表演者,希望不用為境外的傳播了承擔法律責任,同時避免自己的作品湮沒,這和《時代革命》紀錄片只在海外發行及公映,香港製作人不保留版權,做法相似。這個應對方法,很可能成為嚴苛政治審查下保存政治性文藝創作的主要方法。

至於法院聆訊方面,首次聆訊內容經廣泛報道後,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熱烈議論。律政司代表準備不足兼匿名上庭、主審法官剛巧被上級法院批評判詞抄襲等情節,固然成了法律界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庭審竟然沒有被禁制一方的聲音,也引起了不少關注。雖然臨時禁制令往往是單方面申請,與訟人稍後階段才出現,但律政司的申請能夠明確列出二十多條網上片段,這些片段全屬谷歌旗下平台發布,把谷歌列為被告人及禁制對象,本是順理成章,加上事件涉及言論自由,受本地及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按慣例也應容許相關界別的組織,委派法律代表以法庭之友身分參與訴訟,讓主審法官能獲得更多適切的法理觀點陳詞。如今這些重要元素全部消失,庭審裁決能否讓公眾相信法治得以貫徹,便成了關注重點。

還有,禁制令一般是為了保障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利益而設,例如個人或企業機密資料被盜取、名譽或隱私受到侵犯,而事後的金錢賠償難以完全彌補原告所受傷害,這才有理由說服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如今律政司卻是以「協助刑事執法」為由,申請本質屬於民事訴訟的禁制令,來封殺一首在網絡世界廣泛流傳的歌曲,這種做法極其罕見。到底是否有充足法理依據?法律界議論紛紛,若說傳播榮光歌危害國家安全,按國安法提出檢控即可,為何不作刑事檢控反要訴諸民事禁制?假如稍後進行的聆訊,能夠解答上述這些法理疑問,將有助於維護香港司法聲譽。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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