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結束了，人大常委會應特首要求解釋了港區國安法，把是否容許海外大律師代表國安案被告出庭這皮球，一腳踢回特區政府那邊。與此同時，內地居民出境旅遊的限制即將解開，多個國家宣布限制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美國的限制包括香港和澳門；因應大量內地旅客可自由訪港，有市民擔憂疫情惡化，趕快注射疫苗，有市民恐怕發燒感冒藥被搶購一空，預早囤積物資，也有地產代理歡喜雀躍，期盼內地買家刺激樓市復陽，這些憂喜交集的景像，描畫了一幅新的一國兩制圖畫——壓縮兩制差異使香港盡快一國化，與維持兩制差異突顯香港價值，這兩股對立的思維，正在各個政經現實處境中不斷角力！

特區政府為什麼要提請人大釋法？因為終審法院判政府敗訴，裁定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並沒有違反港區國安法，是行使《基本法》賦與的正當權利，特區政府不接受這個結果，要求人大常委會出面，推翻終審法院裁決。北京領導層對這個請求反應冷淡，最終雖然答應了，但䆁法公布讓人啼笑皆非。

動不動就找人大常委出頭

據電子傳媒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表示，今次釋法有利於釐清有關法律規定的含義和適用法律的依據，及時妥善解決《港區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重大爭議問題；對香港居民依法正確行使選擇律師的權利，對香港特區正確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將帶來正面及積極的效果，不存在損害香港高度自治權問題。

負責人又指出，《港區國安法》第7條明確規定，特區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這一規定應當認真落實到位。人大常委會今次審議有關議案時，有意見明確提出，香港特區應當及時修改完善本地相關法律，包括《法律執業者條例》等，充分運用本地法律解決《港區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有關法律問題。這種意見是有道理的，應當引起有關方面足夠重視。

這樣看來，人大常委會的公布其實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國安案件若被告要聘請海外律師，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應該由特首或他主持會議的國安委判定，這是明裏幫著特區政府去壓法院，讓特區政府有下台階。另一個重點是說，國安案可以聘請甚麼律師、具體規限和程序如何，應該盡早由特區立法規定，這是暗裏給特區政府打臉——若要改變法院裁決造成的海外律師來港執業安排，根據普通法制度由立法機關修訂相關法例，不就可以了嗎？為什麼動不動就找人大常委出頭，替中央戴上不尊重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的帽子？

北京顧慮外界對香港的看法

要改變香港終審法院裁決造成的政治現實，向來有兩個途徑，其一是修改相關法例，另一個是由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的解釋權。䆁法是內地法律制度的一個特色，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除了制訂和修改法律，還可以透過解釋已立的法律來擴充法律的內容，是變相的補充立法；香港行普通法制度，只有法院享有法律解釋權，行政和立法機關只能修訂法律。

那些海外律師可以來港執業，在聘用時有沒有限制，對於這類問題，《基本法》作為香港的小憲法，根本沒有具體規定，港區國安法其實也沒有，以致當特首公布提請中央釋法時，傳媒追問釋那一條，主事官員竟難以說個清楚！

根據人大常委會的宣布，解釋的是港區國安法第14和47條，但那兩條其實是一般性的、籠統的條文，充其量只能判定聘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屬於甚麼性質的事宜，該由誰作出規定，卻無法說明具體規定如何，怎樣在保護國家機密與尊重刑事被告權利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這些重要安排，按照香港這一制的慣常做法，應該由立法機關以公開的立法程序敲定，讓全世界知曉，這是關乎香港是否維持原有普通法法律制度的重大事情，不能由個別官員酌情說了算。

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決定，卻一邊把酌情權給了特首（可發出具約束力證明書），一邊又敦促特區盡快立法規範，反映北京在撐特首行權維穩之時，也顧慮著外界對香港的看法。2020年中，北京選擇直接替香港訂立國安法，港人莫說無從參與，甚至連草案內容也看不到！到了2022年底，特首提請中央解釋國安法，補充一些內容，北京為何把皮球踢回特區，多此一舉地建議特區自行修訂法例？讓特首與國安委酌情決定一切，豈非更快捷省事？

香港衛生政策一國化

人大常委釋國安法，是政治與法律問題，內地客即將湧港消費，是經濟與民生問題，雖然性質不同，但反映著同樣的矛盾與張力，就是在壓縮兩制差異實現一國化，以及維持兩制差異保存香港價值之間，有著本質上的矛盾，有著難以磨滅的張力，當權者若忽視這些矛盾與張力，其制訂的政策就會產生災難性後果。

過去半年，新一屆特區政府在防疫政策上，採取了對中央亦步亦趨、緊跟靠攏的做法。中央強調動態清零絕不動搖時，香港的強檢、限聚、掃碼、隔離等措施，就只能小幅度放寛，儘管港人已透過疫苗與感染築起了免疫長城，那怕政府諮詢的衛生專家都認為可以解禁，主事的局長也堅定不移地捍衛那套過時措施。到了年底中央突然放開限制，主事的局長便又堅定不移地出來捍衛解禁決定，說要把防疫責任交回給市民！這樣的決策模式，客觀上就是令香港衛生政策一國化，變成與內地沒有實質差別。

衛生政策一國化，產生了兩個問題，其一是忽視兩地實際差異，以致決策偏離現實，違背科學常識；其二是令外界看香港與內地無差別，使香港失去原來在國際上享有的特殊待遇，而這些特殊待遇對香港和國家都是相當重要的。

香港人注射的疫苗保護力較高，接觸Omicron變種病毒時間較長，人均擁有的防疫物資較充裕，這些都是客觀事實，忽視這些現實，兩地通關安排就會產生許多混亂，內地旅客很自然會想分享香港的抗疫資源，簡單的發燒藥也可以炒賣到幾百元一盒，特區政府是否放任不理？

內地在放開禁制措施後，沒有實時公布可靠的感染、住院及死亡數據，以致世界衛生組織也提出關注與質疑，世界各國惟有自行推算中國的感染數字，從而評估允許中國遊客入境的風險。香港本來有國際上認可的感染數據，港人出境旅遊本來已獲得大部份國家接納可免檢入境，在中港防疫一體化下，這份自由恐怕正在消失。

當然，去美國旅遊前先做一個病毒檢測，並非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這個代價很小，但這只是一個開端，當類似的事例一而再地出現，香港就會失去它的國際城市身分！如果世界各國看香港與內地無異，為什麼要容許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其他國際機構有獨立的一票，有自己的配額？如果香港不再是連通國際的自由跳板，內地人為何還要爭著來定居買樓？

維持兩制差異，才能保存香港，這一點雖然是常識，在一國化快速前進的高歌下，已被逐漸遺忘。展望2023年，毋忘兩制差異，將會是管治香港的最大考驗。

▌［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