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個月，我因為要集中精神去完成一份名為《海耶克與戰後中國自由主義》 （ Hayek and Post-War Chinese Liberalism） 的英文書稿，因此暫停了為《綠豆》撰文。現在書稿初步完成，已呈交了給出版社審定，於是又可以恢復我在〈政治與人文〉欄目的寫作。

社會主義的致命錯誤

研讀Hayek的思想讓我認識到政治思想和社會理論的密切關係。Hayek曾多次指出，他對社會主義的批評，主要並非是從道德價值上立論，而是從他認為是站得住腳的社會理論來看，社會主義的主張犯了致命的錯誤。正統社會主義的其中一個致命的錯誤，便是理性的傲慢，以為社會秩序的形成和分工合作，可以通過由上而下中央的全面規劃來達到，成就最合理公平的結果。中央規劃假設了社會上有一個預先可知並客觀存在的目標，規劃者也有方法和渠道全面掌控社會上和各成員鉅細無遺的相關資訊，然後作出全盤和最合理的規劃，以實現理想社會的目標。

Hayek認為，正統社會主義者以為他們通過科學理性發現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社會發展是一極其複雜的現象，箇中相關因素或變項的關係錯綜複雜，人類理性根本不能全盤了解和把握。因此，社會主義者所謂的社會發展的規律，難免是偏面甚至是任意的。此外，現代社會是由千千萬萬個體成員組成的，他們當然有共同的地方，但他們也各自有自身的認識、特點、性格、希冀、需求、欲望、關係等等，而這些個人及其相關特徵既非一成不變，更是在互動時交叉影響，互為因果，經常出現變更，中央規劃者又如何能全盤事先掌控，然後制定整體完美的規劃？

如果Hayek以上的批評成立的話，那麽，社會主義的主張因為建基在一種錯誤的社會理論之上，變得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更致命的是，為了要落實這現實上不可能的主張，掌權的正統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發展出種種專政手段、革命體制和政策，以圖控制規劃以實現其美好新世界，卻為不少政治社群帶來災難性的悲劇。20世紀的不少政治經驗，正是這類悲劇的寫照。

社會理論重要

我們在思考政治課題時，往往會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出發。

由於政治牽涉權力、蒼生、強制性規範、美好或自由社會的追尋，因此，從價值或道德倫理的角度去思考、證立或分析政治的種種重大課題，是很常見的一種政治思考。此外，和其他思考和反省一樣，要有清晰、有條理、有解釋能力和首尾呼應的政治思想，便得在思辨過程中掌握好理念上站得住腳的思考方法、概念、和分析架構及範疇，因此，不少政治思想也離不開嚴謹的學理方法的分析。

至於社會理論對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則在於政治思想說到底離不開人類政治行為的實踐。這也就是說，政治理論的成效脫離不了人類政治的實踐在社會上能達至的成果。如果政治思想無視有效的社會理論確立了的條件或前提，很容易變成了空想的主張。不能落實的政治價值或主張，對蒼生和政治社群來說，往往是很不負責任的。

德國的社會理論大師Max Weber在其最著名的政治論文〈政治作為一項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 中便特別強調，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或真正的政治領袖，不能只著重意圖倫理（Ethic of Intention） ；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對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 有切實的踐行和承擔。

Weber被認為是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其社會理論對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在知識上的推廣，可說是影響深遠。此外，Weber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也發表過不少政治分析和提出種種政治思想，包括對當時德國的政治發展、俄羅斯1905年的革命、一戰的觀察、以及戰後德國成立威瑪共和等政治大事的分析。

據英國學者David Beetham的研究，Weber的政論文章和他的社會理論是緊密相連，互為表裏的，他不認為Weber的政論只是一時一地的主觀政治取向，與他嚴謹科學的社會理論分析沾不上邊。讀者如果有興趣對Weber的政治思想與他的社會理論的關係作進一步的了解，可參考Beetham的《韋伯和現代政治理論》（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一書。

必須踐行責任倫理

Weber認為政治家必得以責任倫理為己任，因為政治行動和決斷，並非單靠良好的政治或道德意圖便能成事。如果政治行動或決斷無視實存的社會條件和基礎，就是最崇高的政治意圖，也不大可能達至良好的社會結果。政治家的政治行動和決斷必得對其帶來的社會後果負責，而要認真履行這責任，政治領袖必須冷靜而機靈地面對社會現實，實事求是地採取行動和決斷，以取得現實上對相關政治群體能達至的最能接受的結果。

Weber認為需要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因為政治對社會蒼生而言，是兹事體大的事情。政治行動和決斷，往往深切地影響著甚至改變世界的發展，政治領袖不能單以「做好這份工」的上班族心態來對待政治，而是得以矢志不渝式的虔敬精神，從事政治工作。但由於政治決斷牽涉集體強制性的規範，其成敗對社會蒼生往往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因此政治家更不可抽象地只站在道德高地來處理政事，必須踐行責任倫理，對社會和蒼生的現實福祉負上首要的責任。

Weber因此主張，因循的人，不應當政治領袖；以人類彼岸救贖為終極目標的宗教式人物，Weber也不會認為他們是稱職的政治家。政治家的熱情，應該着眼於現世的關懷，但這熱情得建基在對社會和政治上可行的、現實而客觀的冷靜分析，並以責任倫理為己任，敢於適時地行使公權，果斷地爭取達至政治上負責任的結果。

如果我上述的理解不無道理，那麽，學習和發展站得住腳的社會理論，對負責任的政治思想的建立，變得是不可或缺的了。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