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一個自由民主制度備受挑戰的年代。

激進和敵我的政治形態，在愈來愈多地方主導著世局發展。中東的衝突、俄烏戰爭、歐洲極右政黨的抬頭甚至執掌公權等，正表徵著温和共識政治的大退潮。特朗普今年第二度入主白宮。他那「美國優先」的功利對外政策，以及他運用總統權力，試圖把關鍵的行政專業部門 （包括檢控、税務、情報、教育、外援等）全面由他及其政治親信主導，並通過政權所擁有的資源、財力、物力、權力，抵制甚至打擊和他政見不同或價值取向上有分歧的人、計劃和組織，這等做法和事態發展，已引來了美洲一些頂尖的政治學者撰文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就是保留了有競爭的選舉制度，未來也可能會過渡成威權管治的國邦。

在這個背景中，我近日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文獻。其中上文提及的警告，正是出自今年2月11日，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李維兹基 （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維尼（Lucan A. Way）兩位研究民主和威權政治的學者，發表在美國《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通往美國威權主義的路徑〉(“The Path to American Authoritarianism”, Foreign Affairs)。另外，我也翻閱了美國已故的第一位女國務卿奥爾佩賴特（Madeleine Albright）2018年發表的《法西斯主義：一個警示》（Fascism: A Warning）這本書，以及今年1月底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在網上發表，由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托尼（Carlos de la Torre）撰寫的長文〈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Populism and Fascism”）。這些文獻，加深了我對威權政治的認識，值得向讀者推薦。

歷史告訴我們，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崛起於約100年前的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政權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侵略帶來的屠殺、破壞和苦難，導致了戰後的世界曾經痛下決心，矢言要努力維持和平，永不再蹈法西斯式暴政的覆轍（「never again」）。可是，這個決心不少時候並未能帶來其目標效果。二戰後的世界，很多地方還是受到各種暴政的蹂躪，「never again」往往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眾多蒼生和國際間的地緣政治，還是受到這些暴政肆虐所影響。

法西斯主義者：訴諸強烈情緒的民族主義

想要對二戰前後法西斯和其他一些相關的暴政及其威脅有一概括和普及的了解，奥爾佩賴特的《法西斯主義：一個警示》是本不錯的書。

奥爾佩賴特1937年生於捷克，1939年頭一次因為逃避納粹而流亡到倫敦時，她還是個正在蹣跚學步的嬰孩。希特拉的暴政被盟軍粉碎後，她和家人回到了布拉格。可是到了1948年，脆弱的捷克民主政制抵受不了有蘇聯在背後運籌的共產赤化浪潮衝擊，奥爾佩賴特和家人再次西走避秦，到美國定居，並通過日後的努力，在美國學界和政界露出頭角，於1997至2001年期間出任第64任美國國務卿。奥爾佩賴特對法西斯及相關暴政的關注，並非光是受書本影響或因為她的從政職責所致，而是和她早年在歐洲成長時的血肉經驗分不開的。

奥爾佩賴特在書中對法西斯主義者下了一個學術上不很嚴格，但我認為在常識性的討論中頗有用的定義。她說：「法西斯主義者是個對整個民族或群組有強烈認同的人，並宣稱自己是為整個民族或群組說話。對他人的權利，法西斯份子並不關注，他或她願意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暴力手段，以達致定下的目的。在這概念裡，法西斯主義者很可能是暴君，但暴君卻毋須是法西斯主義者。」

說這個定義在學術上不夠嚴格，是因為定義並沒有觸及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例如納粹極具排外性的優秀民族論）、對至尊領袖的崇拜、準軍事性質的群眾政黨組織架構，以及其對政治宣傳的操控和全面動用國邦機器對敵人和異議者實行恐怖迫害等等。在這方面，托尼的長文〈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較多正規學術的探討和辯難。但奥爾佩賴特那精簡的定義有一大好處，那就是它一矢中的地把法西斯暴政的政治性格、觀念和行動取向清楚勾畫了出來。以下容我花一些篇幅，對此說明一下。

奥爾佩賴特的定義，首先形容法西斯主義者是對整個民族有強烈認同，並宣稱自己一人的主張和取向體現了整個民族的主張和取向。依此，法西斯主義是一種訴諸強烈情緒的民族主義，而民族在這理解下是一個單一整全的群體，這群體在政治上被認為是完全由一個領袖所代表和體現落實的。換言之，這種主張認為，民族是最重要的政治載體，它既是單一整全，並能由當中的至尊領袖以高度熱情的信念政治（conviction politics）方式，單獨而集中地體現出來。

不接受政治群體是和而不同

上述這種政治觀，不接受政治群體是和而不同的。和而不同的組合意味著政治群體是由多元個體組成。法西斯主義者也不認為組成政治群體的個別成員能夠在至尊領袖之外，在政治上有其個體的獨立性格和自主價值。基於此，佔據至尊地位的法西斯主義者，自然不會關注和承認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至尊領袖為民族群體以信念政治方式所定下的全體目標，也就成為了最重要的全民目標：一切手段、措施、規則、政策、組織、制度等的存在價值及其優劣，都取決於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協助至尊領袖實現其為全體設定的目標。

如果訴諸暴力是實現有關目標的有效手段，那麽暴力便是良策；如果遵守規則不能達到有關目標要取得的成果，那麽，遵守規則便不應被採納。法西斯主義者認為，政治領袖必須果斷有為，他們理所當然的應勇於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這是所有高度熱情的信念政治領袖所不能或缺的素質。

上述的政治觀是高度一元化、情緒主導和集中的。對於相信個人擁有自主和獨特價值、政治群體是和而不同下的多元個體組合、集體決策必須通過公平公正的共同規則和程序討論、盡量以共識政治方式產生的人來說，以上法西斯式的統治，可以說必然是「不把個人當人」的暴政，而有效的法西斯統治者也必然是暴君。

當然，正如奥爾佩賴特的定義所言，法西斯主義者很可能是暴君，但暴君卻毋須是法西斯主義者。箇中的原因，是因為不把人當人的暴君不一定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暴君可能是一個激進的階級鬥爭論者，也可能是個成王敗寇的強權政治的信徒，或者是一個敢於不擇手段，抱著政權絕不放手的獨裁者。

我們自然不應把法西斯式的暴政和非法西斯式的暴政混為一談。但這些暴政都不相信個人是在政治上擁有自主和獨特的價值，不接受政治群體是和而不同下的多元個體組合。暴君們更會認為，通過公平公正的共同規則和程序、盡量以共識政治方式產生的集體決策，既是迂腐、又是他們實行有效執政的障礙，所以必須徹底清除。

因此，奥爾佩賴特的定義，其實是在提醒我們，法西斯暴政儘管肆虐於100年前，人類要經歷了慘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將之推翻，但和法西斯同樣不把人當人的相近暴政，卻在戰後依舊此起彼伏的在蹂躪蒼生。

愈生茁壯的荊棘

在《法西斯主義：一個警示》，奧爾佩賴特回顧了意大利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拉、西班牙的佛朗哥在二戰前後的威權暴政之外，書中還論述了冷戰展開時社會主義的威權如何蓆捲包括捷克在內的東歐國家、南斯拉夫解體時出現的種族清洗、委内瑞拉的查維斯（Chavez）如何一步一步的試圖成為終身總統、土耳奇的埃爾多安（Erdogan）怎樣敏銳地從總理位置變身成愈發威權的總統、俄羅斯的普京（Putin）為何成為其他威權民族領袖的楷模並長久保持其執政權力於不墜、匈牙利總理維克托（Orban）和波蘭的法律正義黨（the Law and Justice Party）怎樣在柏林圍牆倒塌、匈牙利和波蘭加入歐盟之後，還有能力把他們的政體從自由民主轉向為愈發威權，以及朝鲜金氏家族的暴政是怎樣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來。

奥爾佩賴特在書中提到的最後一個領袖，就是第一次出任美國總統時的特朗普。奥爾佩賴特說，特朗普的上台及其施政，是她決心要完成《法西斯主義：一個警示》這本書的一大理由。奥爾佩賴特在2022年已經辭世，看不到特朗普第二度執政。我想如果她看到李維兹基和維尼的〈通往美國威權主義的路徑〉一文，她大概會同意這兩位學者的擔憂。

奥爾佩賴特在書中提到的領袖，不全是法西斯主義者。他們當中也有不少是通過有競爭的選舉贏取公權的。他們也不一定是徹頭徹尾的暴君。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會在不同程度上，想盡辦法集大權於一身，摧毀憲政中的分權和權力制衡的安排，並毫不猶豫地動用國邦機器和權力，打擊甚至消除政敵和異議者。

二戰結束後，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Truman）曾經説過：「法西斯主義並沒有跟隨墨索里尼死去。希特拉是完蛋了，但他那失序心靈所撒開出來的種子，已經在太多的狂熱腦袋裡牢牢生了根。」

戰後至今的經驗證明，通過贏取有競爭選舉而獲取公權的腦袋中，不少也植上了威權種子的根，他們正逐步變成纏繞自由憲政的荊棘。這些荊棘今天生長得愈來愈茁壯，不知會否有一天，活活的把自由憲政勒死。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