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傳奇之鑑古知今
![1.13 安徒](https://greenbean.media/wp-content/uploads/2023/09/1.13-安徒.jpg)
「球王」比利在2022年底去世,巴西全國哀悼。全世界喜愛足球運動的球迷,對於這位歷史上成績最輝煌的球星那傳奇的一生,仍然津津樂道。雖然,因為比利的球技登峰造極的時代,尚未發明電視錄播,所以比利的球藝如何精湛,於今已經難以全面重溫。但對於老一輩的球迷來說,當年憑「講波佬」的聲演、體育報刊的描述和報導、1970年他拿了第三次世界杯之後,兩次訪港踢「友誼賽」給香港球迷留下的深刻印象,這些場景如今仍是歷歷在目,比利和比利的神話,亦早已進入我們美好的足球回憶世界。
戰後的香港,消閒活動貧乏,相對之下,本地足球運動卻十分蓬勃。1970年那一屆世界杯,因為誕生了哄動全球的巴西三度奪冠的奇績,和球王比利的傳奇,把當時的足球熱推上高峰。筆者雖然無法親自入場觀賞這些賽事,但卻記得在電影院中曾看過一部彩色紀錄片,它輯錄了當年世界杯賽事的精華,讓我目睹巴西隊如何過關斬將,殺入決賽,以及球王比利那幾個精彩無比的入球。今年在BBC iplayer上,我重溫了這套五十年前看過的電影,再一次體會當年首次見識何謂世界級球技的那種幸福感覺。
對香港人來說,這些關於七十年代的懷舊回憶,往往都是美好和充滿陽光的。這固然是因為七十年代的確是香港走出「六七暴動」的陰霾,通向麥理浩改革的時代。它也是經濟危機與快速復甦交相替換,股票市場醉生夢死,青年反叛與大眾文化方興未艾的時代。對足球的狂熱,只是這個興奮的七十年代香港的其中一部分。
比利與獨裁政府
可是,今天送別一代球王的逝世,卻也讓筆者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上述的「港式七十年代回憶」。Netflix一套以《比利》為名的紀錄片,展示了一個更為宏觀的歷史圖像,既追溯了比利如何年紀輕輕就嶄露頭角,到他成名之後不久,就面臨巨大的政治變局。
事緣巴西於1964年發生了軍事政變,在往後的二十一年都實行右翼的軍事獨裁。在獨裁政府執政期間,比利從來沒有作出過任何抗議的姿態。我們認識的比利,就純粹是足球世界的比利。雖然比利沒有擔當過任何官職,也沒有從軍政府身上分享過任何利益,但他也不抗拒獨裁政府主動前來的「統戰」。
獨裁政府只是要來分享比利國際聲譽的光環,更聲稱當時的獨裁統治對足球沒有絲毫影響。當時比利自覺自己狀態可能已經在頂峰停滯,但國人卻不斷慫恿他在30 歲還要參加1970年的世界杯,希望完夢。當時他明知巴西的統治者,大抵會從他在足球場上的勝利光環中分享到政治利益,卻仍然作背水一戰,在墨西哥取得歷史上最大的足球成就。
比利面對獨裁政權的掙扎和選擇,但今仍是一個引起爭議的題目。批評他的人認為他在政治上的沉默有負眾望,甚至是仍未擺脫一個怕事黑人的奴性心態——對他有這些批評的不單只是政治活躍分子,甚至還有他在足球場上的親密戰友。但也有相反意見,認為不應把比利和在西方國家敢言的運動員相比,因為巴西當年的軍事獨裁者,並沒有任何尊重人權的底線。比利能夠沉默地堅守自己的崗位,背負歷史的重擔,以足球場上的成績激勵國人保存積極奮鬥的希望,他所做出的貢獻要比無謂的政治犧牲更為巨大。
比利與港人均難以迴避的問題
究竟「忍辱負重」甚麼情況下才不會成為「沉默懦弱」的借口?究竟要有多大的「成就」,才能抵銷得了在強權政治面前因為默不作聲而背負的污名?……這些問題,不單是六七十年代比利的問題,不幸的是,也是今天香港人普遍面對的問題。當年沒有一個簡單方便的答案擺在比利面前,今天一樣要面對強權政治的香港人,也不一定能交出一個眾人皆適用的絕對答案。
的而且確,就認識所限,筆者無法去為比利在政治上是否已盡己責作出判斷,正如我也無法絕對肯定,上年伊朗國家隊在卡塔爾世界杯賽上拒絕唱國歌,是否一個「明智」的抉擇。然而,在這個世道多桀、橫逆處處的時代,足球不會只是足球,政治亦不只是政治,我們也難以迴避,不時要像當年的比利和今天的伊朗球員一樣,作出那些叩問良知的選擇。
把比利從充滿幸福和陽光的七十年代足球回憶,重新置放到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右翼軍事獨裁的大背景下,重新細味比利的「球技」,細味那段少年時代的香港記憶,興奮和讚嘆如一,卻夾雜著一種歷史與當下,竟然重新相遇的辛酸。
比利已經安息,足球與政治還會繼續,香港人仍要活下去。送別比利,以比利為鑑,鑑古知今,比世界杯三冠還要精彩的人生世界,可以期待。
▌[安徒行傳]作者簡介
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