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比利在2022年底去世，巴西全國哀悼。全世界喜愛足球運動的球迷，對於這位歷史上成績最輝煌的球星那傳奇的一生，仍然津津樂道。雖然，因為比利的球技登峰造極的時代，尚未發明電視錄播，所以比利的球藝如何精湛，於今已經難以全面重溫。但對於老一輩的球迷來說，當年憑「講波佬」的聲演、體育報刊的描述和報導、1970年他拿了第三次世界杯之後，兩次訪港踢「友誼賽」給香港球迷留下的深刻印象，這些場景如今仍是歷歷在目，比利和比利的神話，亦早已進入我們美好的足球回憶世界。

戰後的香港，消閒活動貧乏，相對之下，本地足球運動卻十分蓬勃。1970年那一屆世界杯，因為誕生了哄動全球的巴西三度奪冠的奇績，和球王比利的傳奇，把當時的足球熱推上高峰。筆者雖然無法親自入場觀賞這些賽事，但卻記得在電影院中曾看過一部彩色紀錄片，它輯錄了當年世界杯賽事的精華，讓我目睹巴西隊如何過關斬將，殺入決賽，以及球王比利那幾個精彩無比的入球。今年在BBC iplayer上，我重溫了這套五十年前看過的電影，再一次體會當年首次見識何謂世界級球技的那種幸福感覺。

對香港人來說，這些關於七十年代的懷舊回憶，往往都是美好和充滿陽光的。這固然是因為七十年代的確是香港走出「六七暴動」的陰霾，通向麥理浩改革的時代。它也是經濟危機與快速復甦交相替換，股票市場醉生夢死，青年反叛與大眾文化方興未艾的時代。對足球的狂熱，只是這個興奮的七十年代香港的其中一部分。

比利與獨裁政府

可是，今天送別一代球王的逝世，卻也讓筆者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上述的「港式七十年代回憶」。Netflix一套以《比利》為名的紀錄片，展示了一個更為宏觀的歷史圖像，既追溯了比利如何年紀輕輕就嶄露頭角，到他成名之後不久，就面臨巨大的政治變局。

事緣巴西於1964年發生了軍事政變，在往後的二十一年都實行右翼的軍事獨裁。在獨裁政府執政期間，比利從來沒有作出過任何抗議的姿態。我們認識的比利，就純粹是足球世界的比利。雖然比利沒有擔當過任何官職，也沒有從軍政府身上分享過任何利益，但他也不抗拒獨裁政府主動前來的「統戰」。

獨裁政府只是要來分享比利國際聲譽的光環，更聲稱當時的獨裁統治對足球沒有絲毫影響。當時比利自覺自己狀態可能已經在頂峰停滯，但國人卻不斷慫恿他在30 歲還要參加1970年的世界杯，希望完夢。當時他明知巴西的統治者，大抵會從他在足球場上的勝利光環中分享到政治利益，卻仍然作背水一戰，在墨西哥取得歷史上最大的足球成就。

比利面對獨裁政權的掙扎和選擇，但今仍是一個引起爭議的題目。批評他的人認為他在政治上的沉默有負眾望，甚至是仍未擺脫一個怕事黑人的奴性心態——對他有這些批評的不單只是政治活躍分子，甚至還有他在足球場上的親密戰友。但也有相反意見，認為不應把比利和在西方國家敢言的運動員相比，因為巴西當年的軍事獨裁者，並沒有任何尊重人權的底線。比利能夠沉默地堅守自己的崗位，背負歷史的重擔，以足球場上的成績激勵國人保存積極奮鬥的希望，他所做出的貢獻要比無謂的政治犧牲更為巨大。

比利與港人均難以迴避的問題

究竟「忍辱負重」甚麼情況下才不會成為「沉默懦弱」的借口？究竟要有多大的「成就」，才能抵銷得了在強權政治面前因為默不作聲而背負的污名？……這些問題，不單是六七十年代比利的問題，不幸的是，也是今天香港人普遍面對的問題。當年沒有一個簡單方便的答案擺在比利面前，今天一樣要面對強權政治的香港人，也不一定能交出一個眾人皆適用的絕對答案。

的而且確，就認識所限，筆者無法去為比利在政治上是否已盡己責作出判斷，正如我也無法絕對肯定，上年伊朗國家隊在卡塔爾世界杯賽上拒絕唱國歌，是否一個「明智」的抉擇。然而，在這個世道多桀、橫逆處處的時代，足球不會只是足球，政治亦不只是政治，我們也難以迴避，不時要像當年的比利和今天的伊朗球員一樣，作出那些叩問良知的選擇。

把比利從充滿幸福和陽光的七十年代足球回憶，重新置放到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右翼軍事獨裁的大背景下，重新細味比利的「球技」，細味那段少年時代的香港記憶，興奮和讚嘆如一，卻夾雜著一種歷史與當下，竟然重新相遇的辛酸。

比利已經安息，足球與政治還會繼續，香港人仍要活下去。送別比利，以比利為鑑，鑑古知今，比世界杯三冠還要精彩的人生世界，可以期待。

▌［安徒行傳］作者簡介

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