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歡迎左中右各方讀者意見分享。)

上月「法治日」，我重溫了兵咸勳爵（Lord Bingham）的《法治精神》（The Rule of Law）後，再看了岑耀信勳爵（Lord Jonathan Sumption）這本新作《民主的挑戰與法治》（The Challenge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作為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及著名歷史學家，岑耀信勳爵在書中發出明確警告：現代民主的衰敗並非源於外來威脅，如敵國入侵或戰爭，而是源於內部的腐化——特別是對少數群體缺乏同情心，更有可能發展成為由亞歷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出「多數人的暴政」的危險。

重溫「多數人的暴政」

「多數人的暴政……是民主政府固有的危機，可說是民主制度中最突出的惡果之一。」 （亞歷西‧德‧托克維爾）

岑耀信勳爵延續托克維爾的憂慮：在大眾民主體制下，多數人可能不僅控制制度，還會支配社會的道德與文化。他主張，民主不能簡化為選票的數學運算。若缺乏憲政限制、自我節制的文化與制度多元性，即便是出於善意的民主力量，也可能演變為壓迫性的權力。這些並非抽象的擔憂。當民粹政權利用民意授權壓制異見、繞過程序或削弱獨立機構時，他們表面上以民主之名行事，實則侵蝕其根基。

「薄」與「厚」的法治定義

岑耀信勳爵對現代民主衰敗的診斷，證明我們的制度更應採納「厚」的法治定義。「厚」的法治觀將實質價值，如程序公義與人權，納入法律解釋，確保法律服務於公益。相對地，許多威權政權所偏好「薄」的法治定義，強調僅遵守程序與制度權威，可能導致個人權利的侵蝕。

以同理心實踐法治

在此基礎上，我自己會將岑耀信勳爵的論點推進一步：民主與法治唯有在公民同理心的引導下，方能良性運行。岑耀信勳爵在書中強調公民自我約制。實際執行上，這要求多數人自願地放棄自身某些權利，以維護少數群體的權利。他指出，民主的存續取決於多數人展現出一種公民式的仁慈——不是因為法院要求，而是因為社會的基本體面與道德自覺。這不正是同理心的核心價值嗎？在此情境下，同理心不僅是個人美德，更是一種憲政指南針。

然而，對「厚」法治的過度詮釋——若未經司法機關適當制衡——也可能帶來問題。法院可能以法律之名強加政治道德，超越其應有的憲政角色。這可能導致原本用意良好的政策，如多元、公平與共融（DEI）倡議，產生意想不到甚至不利的後果。

多元、公平與共融（DEI）

雖然岑耀信勳爵於書中未直接討論 DEI，但他的框架促使我重新思考如何將此類倡議建立在法律多元主義上，而非道德命令。DEI 倡議常被視為糾正代表性與參與機會不平等的工具，有助於民主制度避免「多數人的暴政」，並解決選舉制度難以觸及的盲點。然而，若缺乏適當的約制，DEI 本身也可能變成過度執行的道德打壓。為防止此情況，制定DEI 政策時可考慮加入多元化的「厚」法治觀——作為保障群體權利與個人自由的測試點，確保「共融」及「多元」同時，不會犧牲「公平」。

結語：民主不僅是程序，更是一種文化

本書給我最大反思是：民主並非自動生成的制度。若缺乏公開辯論的文化、妥協的規範、對機構的尊重以及對法治的共同信念，民主有可能崩潰為民粹主義或法律形式主義——兩者皆會掏空其實質。

岑耀信勳爵提醒我保持警惕——挑戰那些迷信法律的技術官僚，以及操弄民意的煽動者。民主不是由一兩個專家或某些群眾說了是便算的事，民主是由大家共同生活下一起創建的文化價值，而「同理心」正是維護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

延伸思考：香港

在第四章中，岑耀信勳爵以香港為案例，探討法律保障、民主與人權之間的關聯。曾經作為高信任、規則為本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如今面臨司法獨立受限、異見政治化及公民自由萎縮等問題。這些變化，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更為明顯，正如岑耀信勳爵所警告的：當法律機制被多數或政治議題凌駕時，法律便成為虛有其表的空殼，而非保障人權的保護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