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等如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讀 Oakeshott 的 《政治思想史講座》
![1.3 張楚勇](https://greenbean.media/wp-content/uploads/2024/01/1.3-張楚勇.webp)
早些時候,我在本欄的《威權政治與法治:現代邦國的兩種形態》一文中,介紹過英國20世紀政治思想家Michael Oakeshott關於法治邦國和威權邦國的論述。今天,我想談談他對歐洲政治思想史的一些重要貢獻。我根據的文本,是2006年出版的《政治思想史講座》(Lectur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這個課題看似很學究。但我認為它對我們認識在歷史上真正有政治影響的思想和制度,卻是至為關鍵的。
Oakeshott的《政治思想史講座》,是他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在倫敦經濟學院退休前,為本科生上政治思想史課的講稿。
3,000年政治思想史
Oakeshott雖然學識淵博,但他在講課或發表演說時有個習慣,就是把講話內容預先以文字寫了出來,以便到時講讀。他這本《政治思想史講座》,據編者O’Sullivan和Nardin說,主要是根據Oakeshott 1968-1969年的講義編成的。Oakeshott生前雖然曾經考慮過把這些講義出版,其手稿事實上也相當完整,但他最終卻沒有這樣做,直到英國一家專門出版政治哲學著作的出版社Imprint Academic在2006年把手稿整理出版,我們才讀到這本著作。
大家如果翻開Oakeshott的《政治思想史講座》,你會發現,它是一本很有視野和充滿宏觀式論斷的著作。Oakeshott要討論的,是歐洲自古希臘以來,上下3,000年的政治思想史。Oakeshott認為,在這3,000年的歷史經驗中,就政治思想而言,歐洲各族人民有四個不同而又是各有千秋的重要時代。這四個時代分別是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以及現代歐洲。這四個時代怎麽樣各有千秋呢?對此,Oakeshott作出了如下的論斷。
四個重要時代
首先,古希臘城邦(polis)的建立,是歐洲公民政治活動之始。因此,希臘時代為人類文明帶來了政治。在此之前,歐洲人大概還沒有經歷過由公民高度參與決策和行動的政治。
接著,古羅馬時代一大突出之處,就是羅馬人是現代以前最完整和最有規模的法律制度的創始者。羅馬法典中的成文法lex,讓羅馬人認識到,是可以通過一個公開的、有例可循的立法程序,修正甚至是取消傳统習俗,並為所有人民定立共同秩序的規則。
至於中世紀,Oakeshott看到兩項重要政治經驗的出現。第一,就是在封建諸侯當中的王權(kingship)制度;以及第二,議會的產生。王權的出現,也就是政治權威(political authority)的確立。跟封地主 (feudal lords) 對其封土及封土內的財產所擁有的關係不同,國王(在其本身的封土以外)並不擁有臣民,臣民也不是王者的私有財產。國王的權威,是享有訟裁和執行法律的至高權力,以維護法紀、解決紛爭、保障和平。議會方面,從國王在遇上重大事情時需要通過議會,諮詢各封地主或地方的代表的意見起,到後來議會逐步發展成立法機關,更有力和明確地樹立起除非得到受影響者的同意或接受,否則便不應對法律作出修正這一原則,都是中世紀的重大政治經驗。
到了約五個世紀前開始的歐洲,Oakeshott稱之為現代。他認為現代主權邦國 (sovereign states)的崛起,是這個時代的重要政治產品,他這本《政治思想史講座》的最後部分,就是從歷史的觀點描繪關於現代主權邦國相關理念的各種論述。
兩個疑問
我想不少修讀政治思想史的人看到Oakeshott上述的論斷,很容易會產生兩個疑問。首先,他們會很奇怪為甚麽談歐洲政治思想史時,Oakeshott的重點並不是論述各時代歐洲主要政治理論家的觀點,而是側重於描述各時代的所謂重要政治經驗?
中外一些這類通史式的政治思想史專著,例如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美國的George H Sabine和Thomas L Thorson的《政治理論史》,不都是從孔孟老莊至康有為、梁啟超或者Socrates、Plato、Aristotle到Marx、Mill等,以古代到現代的主要政治思想家的主張為主軸撰寫而成的嗎?就是一些在大學裏的政治思想課中常被採用的、集中在現代時期的政治思想專著,像英國牛津大學的John Plamenatz的《人與社會》,不也是從Machiavelli談到Marx嗎?
其次,人們也不禁質疑,政治思想史不是應該以政治理論為中心嗎?為甚麽Oakeshott在其講座中卻大談城邦、法典、王權、議會、主權邦國這些看來是側重制度的歷史?他這樣做的理由是甚麽呢?
的確,Oakeshott的《政治思想史講座》一共有32章,其中只有6章是用來專論主要理論家的政治思想。當中Aristotle佔兩章 (而且在時序上先於Plato的章節)、Plato佔兩章、Augustine佔一章、Aquinas佔一章。雖然Oakeshott在書中三番四次提到古羅馬似乎沒有產生歷史上一流的大政治理論家,但在他論述現代歐洲時,他一向極力推崇的Hobbes和Hegel,在書中也沒有專章討論。這倒也是使人感到奇怪的。
兩個不同層次
對這個質疑,我們馬上必須指出,Oakeshott並非認為政治思想史一定不應以歷史上主要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他這本《政治思想史講座》儘管不是以政治思想家為軸心,卻還是對其中四位的政治思想作出了詳細的論述。
其次,正如本書的編者提到,Oakeshott較早期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政治思想史時,據曾經上過這門課的學生後來記述當時的情況時說,Oakeshott也曾深入淺出地將一系列歷史上主要的政治理論家的思想剖析出來,這似乎證明了他也認為是可以這樣做的。不過,從深一層的角度看,我認為Oakeshott是有他的理論和方法上的考慮,才作出現在這種安排的。
首先,Oakeshott認為,要談一個民族或時代的政治思想,便得去找出在這個民族中或在某個時代裏,人們事實上對政治有甚麽主導的信念、思考、或主張。因此,儘管歷史上傑出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可能是對其時代或民族的政治信念、思考、主張有很好的概括和深入的論述,但這並非一定是有關該民族或時代的重要政治經驗的主要部分或全部。
其次,也許是更重要的是,所謂政治信念、思考、或主張,對Oakeshott來說,是有兩個不同層次的。一個是為解決現實政治問題而產生的政治信念、思考、或主張。另一種則是對這些政治信念、思考、或主張及相關的人類政治活動作出理論的(例如哲學的或歷史的)解釋。
舉例而言,在法國大革命時不少人為爭取自由、平等、博愛而發表或提出了不少政治信念、思考、或主張,甚至因而訴諸政治行動。這些信念、思考、或主張的提出,是為相關的政治行為搖旗吶喊,是屬於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範疇。但究竟甚麽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這些政治理念和價值是如何在18世紀的法國冒出頭來,這類問題,則分別是哲學家和史學家的分析或解釋的對象。
Oakeshott說,他的《政治思想史講座》,是同時關注解釋層面和現實層面的政治思想的。但顯然,他的講座是嘗試從歷史的(而非哲學的)角度去理解政治思想。那麽,政治哲學家在著作中怎樣嘗試以抽象或理念的方式,去分析、建構和論證他們對人類經驗中產生的政治信念、思考、或主張的內容及其根據等理論分疏和論述等方面,比起這些政治信念、思考、或主張本身在某個時代或民族中是如何冒出來,甚至成功地主導了當時人們的政治行動和經驗這一點,相對來說,便變得較為次要。因此,Oakeshott的《政治思想史講座》主要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其政治歷史脈胳(context)的關係,而不是專攻政治思想理念的文本(text),這便變得容易理解和合情合理了。
重要政治經驗
Oakeshott在他的一篇文章〈政治思想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課題〉中特別提到,思想史家如果因為人類過去產生過不少龐雜散亂、甚至是矛盾不通的政治信念、思考、主張,因而以為必須借助有系統的、思辨清晰不紊的政治理論思想家,對相關的政治理念先作出抽象界定之後,才能依據這些界定對歷史上的政治信念、思考、主張作思想史研究,是誤入歧途的做法。
這種抽象界定先行的做法,不但是混淆了歷史和哲學這兩個相對自主的認識範疇,並且在其所謂思想史研究中,把不符合理論家所抽象界定的、但在歷史脈絡中有實際影響和關連的信念、思考、主張,完全摒諸門外,這樣的研究所得出的論述和結論,只會是對歷史造成歪曲和誤解。
如果上述的看法是站得住腳的話,那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認識對象,便不一定是思想家的政治理論,而是一個歷史時代中,人們對其實際行為經歷中的重要政治經驗所產生的信念、思考、主張。而Oakeshott對上述歐洲政治史中的四個主要時代的重要政治經驗(即:希臘城邦的出現、羅馬法典的制定、中世紀王權的確立以及和議會的關係、現代主權邦國的崛起) 及當時歐洲人對這些經驗在思想上作出的反應進行歷史的論述。明乎此,Oakeshott對政治思想史所採取的研究進路,也就變得是很順理成章的事了。
值得多說一句的,是Oakeshott也同意,從一個角度看,這些政治經驗所涉及的是制度的事情。但Oakeshott同時認為,從另一方面說,這些制度也是政治思想的問題,是「人們對行為的理解,對所進行的活動的期望,以及對發生的事情作出的詮釋。」例如「王權」就是人們對權威和王位的理解所產生的政治信念,以及「教會」作為思想上的理念,是人們對屬靈生命和世俗生命關係的一種理解,等等。
宋朝大儒朱熹曾經說過,「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如是,那麽要認識實際主導中國歷史上政治行為和信念的政治思想史,便不能只集中在「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如果讓Oakeshott來寫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他會如何下筆?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