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少移英港人相當憂慮，英國政府會否因為收緊移民政策而背棄對香港人的承諾，改變BNO簽證申請永居入籍的條件。在大英帝國的殖民歷史中，背信棄義的情況確實屢見不鮮。紐西蘭原住民過去近兩世紀的經歷，雖然歷史背景與香港情況大不相同，但當中引發的議題卻值得港人反思。

在全球殖民歷史中，原住民往往在脅迫之下失去土地與自主權。然而，在南太平洋的紐西蘭，毛利人（Māori）經歷長達150年的抗爭，最終迫使殖民政權承認歷史錯誤並作出正式道歉賠償。這段歷史不僅是一宗土地索償案件，更是一場跨世代的去殖民化進程，深刻改變了紐西蘭的國家認同與政治結構。

這段由南島大部族Ngāi Tahu發起的漫長抗爭，被紐西蘭人稱為「大申索」「Te Kerēme」——既是嚴謹的法律程序，也是原住民文化復興的紐帶。

兩個版本的《懷唐伊條約》

1840年，英國王室代表與多位毛利酋長簽署《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在當時背景下，英國希望在法理上確立對紐西蘭的統治權，以控制歐洲移民與商業活動；而不少毛利領袖則希望藉條約建立與英國之間的夥伴關係，以保障自身土地與權利。

然而，條約存在英文與毛利文兩個版本，關鍵概念的翻譯出現重大差異。英文文本提及「sovereignty」（主權）過渡予英國王室；毛利文則使用「kāwanatanga」（治理權），不少酋長理解為有限的行政管理權，而非全面主權轉移。條約亦保證毛利人保留其土地、森林、漁場及「taonga」（珍貴資源與文化資產）。這種語義差異，成為日後殖民者得寸進尺的無限空間。

條約簽署後不久，大量歐洲移民湧入，殖民政府與商業機構迅速展開大規模土地收購。Ngāi Tahu在1840年代至1860年代間，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簽署多宗土地交易，被迫以超低金額14750 英鎊出售3450萬畝土地，幾乎等於整個南島。

但是根據條約，英國王室承諾為部族保留足夠土地以維持族人生計，並提供教育、醫療及基礎設施支援。然而，實際保留的土地面積遠低於承諾，且多為貧瘠之地，傳統捕魚與狩獵區域亦遭剝奪，導致部族民生凋零。

隨著19世紀中葉紐西蘭戰爭爆發，政府進一步沒收部分毛利土地。雖然南島戰事較少，但整體殖民政策使毛利人口從十萬人下降至19世紀末約四萬人、經濟與政治影響力迅速衰退。

但Ngāi Tahu 沒有坐以待斃，部族領袖多次向殖民政府請願，要求履行條約承諾。1870年代至20世紀初，部族領袖反覆提交陳情書，並在紐西蘭總督拒絕認真回應的情況下，直接向英國殖民部提出上訴。雖然數個官方調查承認政府存在違約行為，但補償建議只敷衍了事，未有真正落實。

儘管經濟困頓，部族依然透過傳統議會與領袖制度維持組織結構，這種文化韌性成為日後抗爭的重要基礎。

1970年代，全球去殖民化運動興起，毛利文化復興運動趁勢在紐西蘭本土建立廣泛民意支持。1975年，國會通過《懷唐伊條約法》，成立懷唐伊審裁處（Waitangi Tribunal），專責調查官方違反條約的行為。在公眾壓力下，1985年修改法例，令該機構獲得追溯至1840年的權力，Ngāi Tahu的歷史冤案終於得以全面審理。

跨世代文化責任感

1991年，審裁處發表報告，確認代表英國王室的政權在南島土地購買過程中明顯失公平兼違反良知（unconscionable），包括未履行保留土地承諾、忽視社會經濟責任，以及未保障部族資源使用權。

經過多年談判，紐西蘭政府於1998年通過申索和解法案《Ngāi Tahu Claims Settlement Act》。法案列明要政府正式道歉，提供一億七千萬紐元財政賠償，確認原住民對若干土地與自然資源有共同管理權，並由官方承認部族名稱與地名。這些補救措施遠遠超越經濟補償，而是法律與政治層面的回應，由國家承認自身違約並對歷史不公負責。

Ngāi Tahu的持久抗爭，並非出於單純物質考量，而是根植於毛利文化的三重核心價值。

• Whakapapa（ 祖靈傳承）：土地與祖先血脈相連，掠奪土地等同割裂歷史與破壞文化傳承。
• Mana（權威尊嚴）： 違反條約等同削弱部族權威與踐踏族人尊嚴。
• Kaitiakitanga（守護責任）：每一位族人都是託管人，有責任為後代守護土地與資源。

每一代人都將「大申索」視為對祖先與子孫的承諾，而非短期政治訴求。這種跨世代的文化責任感，解釋了為何即使在看似絕望的年代，抗爭仍然延續。

文化復興與政治成熟的象徵

和解後Ngāi Tahu建立現代企業架構，將賠償資金投資於旅遊、農業與漁業，成為紐西蘭重要經濟力量之一。部族同時將資源投入語言復興、教育與文化保存，推動毛利語重回公共空間。

在政治層面，《懷唐伊條約》逐漸被視為紐西蘭憲政性法則，公共政策、資源管理及社會服務均需考慮條約原則，雙文化（biculturalism）理念成為國家認同的重要元素。

從19世紀的土地掠奪，到20世紀末的國家道歉，Ngāi Tahu的「大申索」跨越150年，這不僅是一場法律勝利，更是一場文化復興與政治成熟的象徵。對紐西蘭而言，這段歷史不只是過去的錯誤，而是塑造今日國家身份與民主價值的重要基石。

紐西蘭案例顯示，殖民者違反承諾並非孤例，而是帝國擴張中的普遍現象，但紐西蘭成功之處在於國家透過制度機制承認歷史責任，並以法律形式回應原住民訴求。 這種「內部去殖民化」模式的和解之路並不平坦， 例如在澳洲國內仍然引起相當爭議。

抓緊盛載族群記憶的文化紐帶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法理框架與紐西蘭大不相同，但不少學者認為，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2年，要求聯合國把香港從「非自治領地名單」中剔除，英國當時沒有公開反對，令香港失去聯合國「去殖民化特別委員會」的監察；其後在1984年香港前途談判中，英國配合中共把香港人排除在外，令香港人再次喪失自決的權利，英國政府實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由始至今，香港人並未一如毛利族人向殖民者提出「大申索」。對比之下，移英港人要求英國政府信守對BNO條件的承諾 ，委實是十分卑微的要求。毛利人透過「大申索」成功復興的重要啟示：若能抓緊一項盛載族群記憶的文化紐帶，代代相傳，討回歷史公義的時機終有來臨的一天。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