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本應善頌善禱，平平安安送舊迎新。不幸一場世紀大火，令二千戶無家可歸，更令無數香港人感同身受，帶著沉重心情踏入新一年。關於大火成因，已有很多記者鍥而不捨追查真相，亦有揮之不去的輿論壓力要求問責，相信在未來一段日子會有更多不為人知的事實浮出水面。

除了悲憤之情，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兩大疑團：一是如何理解今天香港公共管治的狀況？二是香港人究竟還可以多做點什麼？宏福苑火災是大不幸，卻正好成為揭開這兩個疑團的窗口。

要了解今天的香港，最好是比較特區政府應對宏福苑火災的手法，究竟與過去有何差別？只需仔細觀察，便可以明顯看到五項特徵：

一、地方自主喪失殆盡

在大火發生當晚，習近平主席發出「高度重視」的聲明 ，到第二天大火仍未撲滅之際，中央不是派遣消防官員而是派出三位港澳辦副主任抵港，不但鉅細無遺地指示特區政府全力搜救、做好善後安置工作、查清事故原因，更親自探訪災民、醫護人員、關愛隊成員、民政事務處工作人員和警員等等。此後特區官員凡談及大火災情，必先感激習主席指示和中央領導關懷，處處顯示特區政府對處理災難完全喪失主導權。

二、政權維穩高於一切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在大火發生後第三天發表談話，讚揚特區政府的「擔當和勇毅」，批駁「以災亂港」的不詭言行，隨後七天內連發兩項聲明，對香港市民提出三項明確警告「以災生亂，天理難容」、「火上澆油，必食惡果」、「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正當香港人忙於自發賑災之際，這些「 警告」 清楚顯示中央真正「 高度重視」 的是政權穩定，所謂對災民的關懷只是官樣文章而已。

三、資源分配本末倒置

災難發生後一個多月，政府對災民的支援依然支離破碎，連最基本的「一站式服務 」也未做好。對於重置災民，政府本應可參照既定模式，指示市建局將宏福苑納入市區重建計劃，給災民清晰明確的重置或賠償選項，同時城規會可以藉提高地積比率（例如由現時的 3.8 調高至與同區私樓地盤相約的4.8），令市建局在埋單時毋須虧損。可是政府寧願將大筆資源用於維穩，也不肯果斷地墊支公帑進行重建，明明有多贏方案卻棄而不用。

四、強力壓制公民社會

政府眼見香港人自發組織賑災和要求問責，警方高調拘捕提出訴求的關注組成員，要求向外國媒體發表評論的大學生收聲，甚至召見駐港外國記者提出警告。由於災民被分散安置，加上業主立案法團無法運作，再有政府指派「一戶一社工 」變相成為監控手段，災民無法提出集體訴求。這種壓制公民社會的手段，與聯合國大會決議的《仙台減災框架》中的核心原則—— 「減少災害風險需要全社會的參與與夥伴關係」背道而馳。

五、敷衍調查逃避問責

中央替事件定調之後，特區政府拒絕按照法例成立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反而委任三位一直牢牢受政府指揮的人士成立毫不獨立的「獨立委員會」查找真相。為什麼政府明知這種機制無法取信於民卻依然我行我素？特區政府固然想確保調查不會因失控而波及它不想觸碰的官員和既得利益，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要向社會傳達一個信息：它只該向中央問責而不能向市民問責。

綜合以上五項特徵，不少政治學者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香港已進入「 內部殖民地」管治模式：即在同一國家內部，中央權力對某一獨特族群施加不成比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控制，剝奪該族群實質性的自治權、問責機制與參與權利，並將維持穩定與榨取資源置於當地人權利之上（可參考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Michael Hechter 等學者的理論）。

平庸之勇氣

香港人成為邊陲子民，香港人的福祉從屬於中央的利益之下，採用「內部殖民地」的框架理解香港現況固然令人沮喪，但另一方面，這層領悟未嘗不可以讓香港人更看清自身位置和思考未來動向。

在宏福苑火災之後，香港人的反應令人動容：民間自發捐助物資、慰問傷者、安撫災民、第一時間推出網上支援平台，同時有工程、建築、法律等各界人士按照專業標準提出質疑，記者抽絲剝繭追查真相，學生向政府要求問責，市民參與集體悼念，由大埔延伸到全球各地，幾乎凡有離散港人聚居的城市都見到鮮花堆積滿地。凡此種種都是對生命價值的肯定，表達同理心，恪守專業倫理，正是香港人一貫以來對於一個文明社會中行為規範的期望，對公共管治的正常要求，不多也不少。

政治學家漢娜‧萼蘭提出「平庸之惡」的概念，指出極權結構下普通人因服從與職務而助長惡行。有學者提出相對概念，強調人的勇氣也可以是普通人實踐的常態行為， 不一定需要英雄式的豪壯。上述香港人在火災之後正好顯示這種 「平庸之勇氣 」：勇氣並非超越常人的才能，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制度壓力與社會危機時所展現的個人倫理選擇。

當「平庸之勇氣 」匯聚一起，就成為香港社會的文化靭力—— 在壓制之下持守核心價值、保存集體意義、為未來發展開拓各種可能。

今次大埔火災悼念集會有一個特色，就是海外參加者絕少戴上口罩，或許因為大家相信這些行為是「人之常情 、理所當然 」，因此把過去對跨境鎮壓的顧慮拋諸腦後。只要香港人一如既往，把「理所當然 」應用在對國際城市標準的堅持，對廉潔透明的要求，對官員問責的期望，拒絕預先服從，自然會形成一股強大的文化靱力。

本欄目過去一年的文章，記述了不同民族的故事：立陶苑的偷運禁書人、敘利亞的特洛伊婦女、庫爾德族的流亡文化產業、拉脫維亞的歌唱革命、東帝汶的孤獨外交家——正好揭示文化韌力足以衍生多姿多彩的形態，而香港的故事尚未定形。

當今中國內部的局勢猶如一盤波子棋，每個城市都被認定是一粒波子，乖乖放在棋盤的小圓圈內，但香港人的文化韌力令社會變成一個棱角分明的正方體，無論用多大蠻力，也無法貼貼服服塞入小圓圈當中。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