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

「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這兩齣叫好又叫座的港產片，剛好兩者都是有關法庭、法律、公義，並更引起公眾對陪審團制度的討論。陳文敏教授看罷兩齣電影後，為《綠豆》撰文，分三篇講述陪審團制度的前世今生、利弊質疑，以及在國安法下陪審團被消失所突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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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近年一片低迷的市道中，香港電影業異軍突起，多齣港產片叫好叫座，題材獨特，手法清新，令人耳目一新。當中有兩齣電影特別矚目，「正義迴廊」獲16項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毒舌大狀」則相信是首部票房過億的港產片。成功的電影總離不開獨特的時代背景，也一定反映當時的社會情緒。無獨有偶，兩齣電影都觸及法律和公義的問題，此時此刻，兩齣電影的成功，又意味着什麼社會現象？

「正義迴廊」以一宗香港轟動一時的案件為藍本，兒子張顯宗登報尋找失蹤的父母，但最後竟然發現張顯宗是斬殺父母，並將他們肢解的兇手。案中兩名被告，一個是智商高達120的張顯宗，另一個是張顯宗一位智商低於常人的朋友唐文奇。張被裁定謀殺罪成，唐文奇則謀殺罪不成立，只是非法處理屍體罪成，這樣的判決是否合符公義？

「毒舌大狀」亦同樣是關於一宗謀殺案，但劇情則有點脫離現實。名模曾潔儀被控謀殺兩歲的女兒，大律師林涼水輕視案件，結果令曾潔儀被判入獄15年。林涼水其後嘗試提出上訴給曾潔儀翻案，卻發現曾潔儀為一位名醫的情婦，名醫的妻子財雄勢大，多番阻撓上訴。最後曾上訴成功，無辜的人得以脫罪，真正犯法的人則被繩之於法，結果大快人心。編劇和導演透過誇張的手法，質疑司法制度和程序公義。

（二）陪審團制度的歷史發展

兩齣電影均對陪審團制度提出質疑，由九名對法律毫無認識的市民來裁定一名被告的命運，是否達致公義的合適途徑？「正義迴廊」提出不少值得思考的問題，「毒舌大狀」則全盤否定陪審團的價值。

陪審團制度的歷史源遠悠長，在中世紀的時候，一名被告是否有罪，往往取決於一些超乎理性的方法，例如將被告的手放在燙熱的滾水中，若被告並不叫喊，那被告便應該是無罪的！

直至11世紀，陪審團才開始出現，1215年，羅馬教廷禁止神職人員參與迷信方式的審訊；同年，著名的大憲章（Magna Carta）規定，任何人必須經過他同儕的合法審訊，並依據法律被定罪後，才能被剝奪人身自由（no freeman shall be captured and imprisoned…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peers, and by the law of the land.） ，這規定奠定了陪審團在日後的憲法地位。不過，當時大憲章的規定只適用於貴族，早期的陪審團亦只局限於土地爭執的案件，陪審團的角色不只是裁決事實，並同時肩負調查事實的角色。對陪審員的揀選，往往取決於他們對事件及涉案各方的認識，以省卻政府為確立案情而需花費的資源，直至17世紀以後，現代陪審團的角色才逐漸確立。

現時的在刑事檢控中，法官負責處理法律問題。在引導陪審團時，法官會闡䆁相關的法律和控罪的元素，以及陪審團需要處理的問題。陪審團則根據法官的指引，就法庭上他們所聽取的證供，判斷事實和作出裁決。陪審員來自社會各行各業，他們不同的背景，正好代表社會上不同的取態，而他們的決定，則往往可以反映社會的良心和價值標準，從而保障刑事案件的裁決，不會脫離社會大眾對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

陪審團與法官的角力

陪審團制度在普通法制度內備受推崇，但其發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當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陪審團制度出現的初期，法官對陪審團並不信任，於是，陪審團退庭商議的時候，他們不會獲得任何食物或飲品，直至他們達致一個法庭可以接受的裁決。若陪審員被發現私自攜帶食物，便會被判罰款，陪審團的判決亦會被推翻。

法庭記錄中便有記載，1732年一宗案件，數名私自進食無花果的陪審員各被判罰五英磅，攜帶蘋果但沒有進食的陪審員則各被判罰40便士！

另外，陪審員受壓亦屢見不鮮，在1367年的一宗案件，12人的陪審團中，有11人認為被告有罪，餘下一人堅持被告無罪，法官認為這並不合理，要求每位陪審員各自表述他們的判決，持反對意見的陪審員仍然堅持被告無罪。法官則警告指：「若你不同意其他人的意見，我將判你入獄。」該名陪審員回答：「我寧願坐牢也不會作出違背良心的判決。」

在1670年，兩名宗教異見人士在倫敦街頭傳道，被控非法集會，法官指示陪審團判他們有罪，但陪審團認為他們只觸犯在街頭傳教的罪行，非法集會的指控則不成立。法官對此大為惱怒，拒絕接受這個判決，要求陪審團重新商議。陪審團被關了兩天，其間不獲提供食物、食水、火爐和睡床，但陪審團仍然堅持被告非法集會罪名不成立，結果法院判每位陪審員罰款40 先令，並拒絕陪審員保釋，直至他們繳清罰款為止。其中一名陪審員不服，向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高等法院推翻原審法官的判令，指法官無權懲罰不依從法官引導而作出判決的陪審員，因為法官的職責只在闡述法律，但就案情事實，陪審團是唯一的裁決者。這宗案例，奠定了陪審團在刑事檢控中的重要角色。

自由的明燈

然而，法官和陪審團的角力並不因此便平息，這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尤其明顯。在Alice Lisle案中，被告因為向一名異見人士提供一晚住宿而被控叛國罪。被告否認控罪，指該名異見人士並未被審訊，亦未被裁定叛國。陪審團三次裁定被告無罪，但法官拒絕接受陪審團的判決， 三次發還陪審團要求重新審議。陪審團商議一晚後，仍然認為控方並未能提出足夠證據支持控罪。法官非常震怒，不許被告再作任何陳詞，至此陪審團感到法院的壓力，最後一次退庭商議後，終於決定裁定被告罪名成立，被告被判以火燒處死！

在1688年，英皇詹姆斯二世認為他有權擱置法律，七名主教聯名陳詞指英皇並沒有這權力，結果七名主教被控煽動誹謗罪（seditious libel，即今日煽動罪的前身）。英皇嘗試安插他的支持者出任陪審員，陪審團的發言人為英皇的釀酒師，他私下表示，若他判被告無罪，他將工作不保，不能再為英皇釀酒，但若判被告有罪，他恐怕以後也不能再為任何人釀酒！案件由英皇指定的法官審理，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指出，言論是否煽動由法官決定，陪審團只需裁定被告有沒有發表該言論。陪審團經過一晚商議，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他們的裁決受到全城市民的支持，這宗判決奠定立法和修法的權力在於立法會而不在皇室或政府。

19世紀以後，陪審團制度才完全確立，法官和陪審團有明顯的分工，陪審團的裁決受到尊重，陪審團退庭商議亦不會受到任何壓力，更遑論沒有食水食物的供應。對陪審團裁定定罪名不成立的判決，控方只能就法律觀點提出上訴，卻不能推翻陪審團對事實的判決，陪審團毋須為判決解釋。

當法律並不合理或刑事檢控成為政治壓迫的工具，陪審團便發揮重要的社會良心的功能。著名的法官Lord Delvin 便曾經指出，陪審團不單是實踐公義的工具，也不單只是憲法中的一環，它更是顯示自由仍然得到保障的明燈。（so that trial by jury is more than an instrument of justice, and more than one wheel of the constitution: it is the lamp that shows that freedom lives.)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客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