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在離港之後，還會有多關心香港的流行文化？這和海外港人身為移民的身份認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早前有幸讀到一篇加拿大研究生徐沛筠的論文發表，談到多倫多港人社群中支持香港偶像組合Mirror的應援活動，也就是多倫多鏡粉的故事，更新了許多我對香港文化如何在海外傳播的思考。

香港的流行文化跟隨港人移民流傳海外，並不是新的現象。記得二十年前我在紐約生活的時候，朋友會去唐人街的影視店一次過租二十盒香港電視劇的錄影帶回家，下班後馬拉松式收看，我就是透過這渠道看完《衝上雲霄》和《九五至尊》的。當年的互聯網網速不太足以支援實時影像播放，網上看電視和電影還未算普及，不過，網上串流和下載流行歌曲則已十分流行。那時候在紐約上班，校園是赫遜河畔的研究所，老闆是來自印度的學者，我用電腦時戴耳機聽的，是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的每周歌曲流行榜，同時背上各種身份互不衝突。

雖然看似是延續，但我想同一件事情來到今天，最少有兩點改變。

其一，是今天的流行文化變得部落化，而支持偶像的行為也變得更為參與式。以前的歌影視偶像都是天皇巨星，支持者遠遠的崇拜；現在變得十分分散，每個圈子都有公眾未必認識的偶像，而粉絲和偶像可以變得十分親近。現在許多粉絲甚至在偶像還未走紅之前便會出錢出力協助宣傳，到有朝一日偶像走紅時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對於各種應援活動，我看過不少頗為負面的分析，認為是娛樂工業利用粉絲的熱心，套取免費資源坐享其成。然而隨應援活動越來越多，從以前沉迷日本節目的粉絲無償自製字幕，到今天的應援團會大花金錢在公眾地方買廣告位為偶像慶祝生日，我想我們也有需要從粉絲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為何會樂此不疲。

應援活動的獲得

因為Mirror風潮熱烈，過去兩、三年讀過不少鏡粉研究；徐沛筠的研究因為在多倫多進行，又結合了移民研究的角度，十分有趣。

不少多倫多的鏡粉都是中年女性，這點在香港也十分常見。然而到了海外，卻附加了更多意義。 中年港人到海外生活，本身對粵語流行文化的認識已相當完整，要他們從新認識當地的主流文化，無論是棒球或是冰上曲棍球，無疑是有點困難，還不如追港產偶像親切。相對來說，他們如有青少年的子女，對港產偶像的興趣則未必一樣；畢竟他們大多在當地長大，和當地的青少年一同成長，會選擇追當地流行的明星（又，現在全世界的青少年都應該是在追韓星吧？）。

但是如果這些多倫多鏡粉的子女，年紀是再小一點，只是小學或幼兒園的年齡，還未有太多自己的社交生活，則鏡粉應援可成為一種周末親子活動，讓海外港人家庭可以有互相認識的機會，共同經歷愉快的一天。他們更可以利用這機會向子女傳承香港文化，有受訪者笑稱應援團中有小朋友學會的第一句粵語是「花姐」（黃慧君，曾任Mirror經理人）。

如是者，我們可以開始思考海外港人參與應援活動時，原來不止有付出，其實也有獲得。不少研究指出港人移民到埗後容易陷入社交孤立，明星應援活動便成為打破隔閡的機會。這些中年女性鏡粉之間建立的女性情誼，有助舒緩人在異鄉人生路不熟的寂寞；鏡粉相約一起製作應援物資，同時也是閒話家常機會，互相提供情緒支援。

香港身份認同的改變

說到連結，便來到第二個今天在海外消費香港流行文化的分別：香港身份認同的改變。

香港身份認同對近年離港的移民顯得更為重要，而追星則提供了保持和香港連結的方式：仍然有理由追看香港的消息，甚至活在香港時區當中。而相對於政治新聞，追星娛樂則是相對安全的連結題目：近年常有離港者和留港者就如何看待當前香港政治而起的爭執，相對來說 ，討論姜濤應該比討論垃圾收費較不容易引發衝突。研究提到有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為香港的政治突變和因此而起的移民決定，與留港的家人出現溝通困難；然而追星卻成為新的共同話題，讓他們可以和留港的家人重新連結。

新一波的港人移民潮帶來了新一代的港人移民研究，而且題目開始從抽象的「適應困難」或「身份認同轉變」落實到具體的日常生活事例當中。這次提到的「多倫多鏡粉研究」正是很好的例子。最近還讀到數篇各地香港學者所寫的新一代港人移民研究，接下來會繼續在這兒和讀者分享。

( 圖 : Mirror 官方網頁）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