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封信 13.1

明慧，

時光荏苒，距離我們上次通信竟已近一年半載。這漫長的沉默歲月裡，我未能延續我們之間珍貴的對話，心中滿懷愧疚與不安。並非我不想提筆與你暢談，而是內心深處那份沉重的憂鬱和難以名狀的混亂，讓我每每面對空白的信紙時，竟不知從何說起，千言萬語卻又哽咽在喉。

這一系列書信的源頭要追溯到2017年，那個彷彿還沐浴在和平陽光下，似乎仍是太平盛世的香港，彼時我從中文大學退下，心中懷著一份深深的眷戀，渴望與你細細分享這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各自走過的人生經歷，回望那些在時光長河中沉澱的歲月痕跡。

然而，2019年之後，香港這片我們深愛的土地上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抗爭浪潮。看著香港政府與中共政權聯手鎮壓那些為民主自由而奮起的抗爭人士，我的心也在一次次的打擊中碎裂。直到2020年7月，當國安法如利劍般懸於香港人頭頂時，我終於明白，這片曾經的樂土已容不下我們這樣的人。帶著撕心裂肺的痛楚，我毅然踏上了前往英國的流亡之路。

如今五年光陰悄然流逝，我該如何理解和詮釋這幾年來天翻地覆的滄桑巨變呢？

生於1949的原罪

作為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人，我的生命從誕生之初便與這個充滿悲劇色彩的年份緊緊相連。同年十月一日標誌著中國的成立，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權的誕生，而是一個充滿血腥與謊言的體制的開端，一個以革命之名行殺戮之實的政權的確立。我將自己的出生與這個「被詛咒的年份」緊密聯繫，形成了一種原罪般的歷史重負感。

這種原罪並非源於個人選擇，而是歷史強加給整個世代的宿命。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大陸經歷了一系列災難性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運動中超過一百萬地主被處決、大躍進導致三千萬人死於饑荒、文化大革命造成一百六十萬人死亡。這些數字背後是無數破碎的家庭和被摧毀的生命，而這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恐怖主義被冠以正義和革命的名義。

這種革命暴力不是偶然的爆發，而是這個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基石。對於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一代人而言，我們的生命從一開始就被這種血腥的歷史所籠罩，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無法洗淨身上的血污。這種歷史重負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存在狀態。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同時是見證者、受害者、倖存者和流亡者。他們見證了一個古老文明如何在紅色恐怖中沉淪，承受著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殘，但同時又必須承擔倖存者的愧疚感——為什麼我們能活下來，而那麼多無辜的生命卻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消失了？

白色恐怖全面籠罩

在中國大陸陷入政治運動、饑荒與專制統治的黑暗時期時，香港卻彷彿進入了一個相對安穩的太平盛世。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擁有相對寬鬆的言論空間、法治基礎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成為無數逃離極權、追求自由者的避風港。這種對比的諷刺性在於，當大陸以「解放」的名義下陷入前所未有的災難時，殖民地香港反而成為了自由和繁榮的象徵。

然而，這種繁榮和自由實質上只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英國保留香港的殖民地位，本質上是國際現實的妥協產物，也是中共政權在國際封鎖下需要香港作為對外經濟、金融與僑匯中轉站的結果。香港的獨特地位並非基於某種不可撼動的價值共識，而是建立在複雜的國際政治平衡之上。

1997年回歸前，中英聯合聲明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證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些承諾曾經給香港人帶來希望，讓我們相信即使主權移交，也能維持自由與法治的核心價值。然而，歷史證明這些只是表面的承諾，實際上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

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重視和全面管治權的強化，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逐步被侵蝕。2020年《港區國安法》的強行實施，標誌著「一國兩制」的徹底破產。這部法律建立了四種特定的犯罪行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勢力。任何公開言論、口頭宣傳或分離香港的意圖都被視為犯罪，無所不在的監控和控制讓香港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監獄。白色恐怖全面籠罩着香港。

痛苦的覺醒

年少時面對父親的意外離世，我開始了深刻的哲學反思。死亡的突然降臨讓我第一次真正直面生命的虛無和荒謬，促使我從建築系轉向哲學系，這不僅僅是學科的轉換，更是人生道路的根本改變。

在尼采、海德格、沙特的思想中，我尋找著對存在危機的回應。存在主義告訴我，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絕對真理的世界裡，個人必須承擔起創造自己人生意義的重責大任。然而，當面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史悲劇時，這種自由選擇的空間顯得如此狹小和脆弱。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個人的自由選擇幾乎不存在，每個人的命運都被國家機器所決定。

這種困境讓我想起了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的故事，伊底帕斯越是努力逃避神諭的預言，越是走向命運安排的結局。他以為自己在行使自由意志，實際上卻在忠實地履行著宿命的安排。同樣地，出生於一九四九年的一代人，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真正擺脫那個年份所帶來的詛咒。我們的掙扎、反抗、流亡，都只是在驗證著這個詛咒的真實性和不可逃避性。

這種宿命感並非消極的接受，而是一種痛苦的覺醒。它讓我意識到，個人的生命經歷不僅是私人的成長軌跡，更是整個時代的縮影。那些關於離散、失落、掙扎與重建的故事，都在血液中流淌著，成為無法擺脫的集體記憶。

分裂的三重身份認同

在歷史的重壓下，我被迫形成了一種分裂的三重身份認同：英國香港人、香港遺民和流亡哲學人。這三重身份並非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歷史強加的存在狀態，每一重身份都帶著深深的痛苦和無法調和的矛盾。

作為英國香港人，雖然持有英國護照，在法律意義上是英國公民，但這種身份認同是虛假和表面的。黃皮膚、東方面孔、文化背景，都時時刻刻提醒著這種外來者的身份。這種法律身份給予了庇護，但也帶來了更深的孤獨感和疏離感。

作為香港遺民，懷念的是2019年之前的香港——那個自由開放、法治昌明、充滿活力的國際都市。但那個香港已經死了，永遠地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現在的香港只是一個叫做「Xianggang」的地方，一個被紅色恐怖籠罩的城市，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對香港的眷戀和懷念，如同對已故愛人的思念——痛苦、絕望，但又無法割捨。

作為流亡哲學人，試圖在哲學思辨中尋找存在的意義。但哲學並不能減輕內心的痛苦，反而常常讓人更清楚地看到現實的殘酷和荒謬。哲學揭示了痛苦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必然的產物；流亡不是暫時的，而是永恆的存在狀態。

這三重身份的分裂創造了一種精神上的撕裂感。不知道自己究竟屬於哪裡，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方。這種身份認同的危機不僅僅是個人的痛苦，更是整個時代的悲劇——既不能回到過去，也看不到未來；既不能完全融入新的環境，也無法擺脫舊的包袱。

精神家園的毀滅

2020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標誌著香港的正式死亡。這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改變，更是一種文明的滅絕，一種生活方式的終結。這部法律建立的四種犯罪行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勢力——實際上將任何異議聲音都定為犯罪。

2024年香港四十七人案的判決，更是將這種恐怖推向了極致。這四十七名民主派人士僅僅因為參與了立法會選舉的初選，就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除了兩人被裁定無罪釋放外，其餘四十五人全部被判有罪。這種對民主參與的徹底封殺，標誌著香港政治空間的完全消失。

《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媒體的關閉，讓香港的新聞自由徹底消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這些曾經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價值，如今都成了犯罪的證據；2019年7月21日的元朗襲擊事件，更是將香港警察與黑社會勾結的醜陋真相暴露無遺。身穿白衣的暴徒無差別攻擊示威者和無辜市民，造成至少四十五人受傷，更荒謬的是從香港趕到元朗調停的民主派議員，從原告變成被告，最終判以暴動罪而重判入獄。

這一切不僅僅是一個城市的淪陷，更是精神家園的毀滅。曾經相信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今看來都不過是美麗的謊言。共產黨的欺騙如此徹底、如此無恥，讓人對人性的黑暗有了更深的認識。

巨大的詛咒輪迴

回望七十多年的人生歷程，呈現的是一個巨大的詛咒輪迴。一九四九年的原罪不僅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輕，反而在不斷地加深和擴散。從土地改革到大躍進，從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門事件，從SARS到新冠肺炎，從香港佔中到反送中運動，每一次的災難都在驗證著這個詛咒的真實性和持久性。

這個詛咒的根源就是共產中國本身——一個以謊言為基礎、以暴力為手段、以控制為目的的政權。這個政權從誕生之日起就帶著原罪，它的每一次「改革」都是新的欺騙，它的每一次「開放」都是更深的控制。習近平的上台，更是將這種專制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取消任期限制，加強思想控制，壓制多元思想，讓中國重新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對於出生於一九四九年的一代人來說，這種詛咒是雙重的。我們不僅要承受個人生命中的痛苦和挫折，還要承受整個民族和文明的衰落和毀滅。我們是見證者，見證了一個古老文明如何在紅色恐怖中沉淪；我們是受害者，承受著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殘；我們也是倖存者，在絕望中尋找著生存的勇氣和意義。

但這種倖存本身也是痛苦的。每當想到那些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死去的同胞、那些在饑荒中餓死的農民、那些在監獄中受盡折磨的政治犯，都會產生倖存者的愧疚感。這種愧疚感如影隨形，讓每一天都充滿了痛苦的反思。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