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作品《異域》的後記中，我開始了對香港所面臨的困境反思探索，特別是通過被稱為夏慤村的浪漫悲劇角度去反省。在這個本來充滿活力的香港，自由逐漸被侵蝕，威權統治肆虐，這段敘事正是歷史的關鍵時刻。在以下段落中，我將討論反修例運動的影響、曾經許諾的「一國兩制」的崩潰，以及香港人在2020年6月30日制定的《國家安全法》下所經歷的生存危機。

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是對被認為是政府越權和試圖箝制香港一直以來的自由的重要呼聲。由於引渡法的修訂建議（許多人擔心這會為大陸的壓迫性司法制度打開大門）激發了這場運動，並在不同人群中獲得了顯著的支持。來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在街上團結一致，揮舞橫幅，高呼口號，主張民主和自治。然而，在這股社會熱潮之下，卻隱藏著更深層的不祥預感；這正是不久後將籠罩整個城市的動盪現實的前兆。

反修例運動不僅喚醒了香港居民的公民責任感，也揭示了共產政權野心的殘酷現實。運動一開始只是要求立法改革，很快就演變成更廣泛的爭取人權和維護香港生活方式的行動。抗議揭示了人民的韌性和決心，然而這種反抗也引起了當局的暴力反擊。

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核心原則之一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在中英協議提出，1997年回歸後實現。旨在維持香港的獨特身份，同時促進香港重新融入中國。然而，這項安排的現實證明是假象多於實質。圍繞反修例運動所發生的事件令人痛苦地表明，所做的承諾正逐漸被取消。

白色恐怖

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引起了國際關注，暴露了香港管治框架內的明顯矛盾。中國政府越來越激進的策略反映了其鞏固對香港控制的無情欲望，導致市民之前享有的自由受到壓制。《國家安全法》的頒布是這種背叛的縮影，將市民推入一個充滿監視、壓制和恐懼的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社會的結構。

於2020年6月30日頒布的《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簡稱NSL）是香港歷史上的分水嶺。中國共產黨在看似瞬間的權力宣示中，有效地瓦解了長久以來支持香港自治的法律和社會基礎。法律充斥著模糊的用語，將「分裂國家」和「顛覆」定為刑事罪行，創造了一個異議不只是被阻止，而是被積極懲罰的白色恐怖環境。

這種威權主義的轉變在民眾中造成了廣泛的恐懼；個人發現自己處於危險的境地，表達反對政府的意見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NSL 的寒蟬效應不僅讓積極份子和政治人物變得脆弱，也讓一般民眾變得不敢發聲。在這樣的政權下生活的現實呈現了一種生存的兩難困境：是說出不公正的聲音，還是為了自我保護而屈服於沉默。

「免於恐懼的自由」已經成為香港爭取人權的核心主題。當市民渴求回復過去的自由時，他們卻又陷入兩難的境地。但白色恐怖的陰影籠罩下，這種渴求變成了煎熬。無處不在的恐懼氛圍造成了深刻的生存危機；個人在無助和痛苦的狀態下掙扎，選擇冒著人身安全的風險留下，或是離開。

對許多人而言，國家安全處的影響迫使他們重新評估身為香港公民的意義。曾經與自由、民主和法治緊密相連的身份認同每況愈下，留下的是對失去的東西的揮之不去的記憶。選擇反抗還是保持沉默，超越了純粹的政治參與；它包含了在日益壓迫的環境中為自我認同而進行的深刻鬥爭。

安提戈涅的悲劇性衝突

在反修例運動和隨後實施的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的面貌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夏慤村雖然是一個浪漫的悲劇，但也是香港人面對巨大逆境時堅毅不屈的有力證明。然而，前路充滿變數，因為爭取自由不僅是政治鬥爭，更是每個人的個人鬥爭。

當我們反思已發生的事件及其影響時，必須認識到繼續記錄和分享這些敘事的重要性。反抗極權主義的爆發，不僅為香港人，也為全球所有面對極權主義侵襲的人，樹立了希望的燈塔。抗爭可能是漫長而艱巨的，但反抗精神和對自由的追求仍然是永恆的追求，即使面對壓倒性的恐懼和壓迫，也不可能完全熄滅。

自雨傘運動以来，香港市民所進行英雄式的革命，可以與希臘悲劇的主題相提並論。希臘悲劇深入探討主人翁所面對的道德困境和鬥爭，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引起共鳴。其中，安提戈涅（Antigone）和她反抗克瑞翁（Creon）的故事，突顯了當個人的價值觀與社會或政府的期望相衝突時，往往要面對的危險抉擇。在香港，抗議者在雨傘運動和2019年抗爭中的勇敢行動反映了這些永恆的主題，特別是個人信念和隨之而來的犧牲之間的張力。

希臘悲劇和香港抗爭運動的核心都是主角的道德困境。安提戈涅不顧克瑞翁的敕令，毅然決定埋葬她的哥哥波呂涅刻斯（Polynices），是家庭忠誠與公民責任之間深刻衝突的縮影。同樣地，香港市民也發現自己正努力面對是否要參與抗爭的艱難抉擇。

對許多年輕的香港人來說，參與這些抗爭活動的動力來自對正義和維護自身權利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出席示威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更是他們作為香港市民身份的有力表達——香港擁有豐富的自由文化和法律自治歷史。然而，這種公民責任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包括逮捕、暴力和家庭關係的潛在破裂。許多人發現他們在堅持信仰與確保個人安全或家庭和諧之間陷入了痛苦的抉擇，這與安提戈涅的悲劇性衝突不謀而合。

香港抗爭者所面對的困境與安提戈涅的困境有著深刻的共鳴，突顯了個人信念與公共義務之間的掙扎。選擇挑戰共產政權強加的專制措施的個人敘述，揭示了激烈的內部衝突和社會壓力。隨著家庭因抗爭而分裂，年輕的運動人士經常遭遇父母的反對，他們或是擔心自己的安全，或是與親政府的情緒一致。這種社會反彈所造成的氛圍，讓人聯想到希臘悲劇英雄所面臨的道德窘境，一個人的選擇所造成的影響超越了個人，也讓他們所愛的人遭受深重的痛苦。

巨大張力

安提戈涅與香港抗爭者的一個顯著相似之處是他們所承受的社會期望的巨大壓力。安提戈涅為了履行她的道德義務而偏離了人們所接受的角色，她所承受的是巨大的負擔。與此同時，香港的抗爭者也要面對社會的壓力，這些壓力強制執行對國家和家庭忠誠的僵化規範，往往在表達異議時造成重大的後果。

香港的社會動態使個人不願公開發言或參與抗爭的情況更加複雜。那些選擇表態的人害怕被排斥，不僅害怕被社會排斥，也害怕被家人排斥。許多香港人表示，當他們的信念與家人的意願相衝突時，他們會感到內疚和羞愧。這種社會張力與安提戈涅所面對的家庭衝突不謀而合，安提戈涅決定尊敬她的哥哥，結果卻與自己的家人發生悲劇性的裂痕，因而突顯出面對國家的反抗所帶來的痛苦後果。

社交媒體在香港抗爭中的角色為這一動態增添了複雜的層面。網路平台為抗爭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空間來表達他們的信念和動員支持；然而，它們也使個人受到更高的公眾監督和譴責。個人行動的能見度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環境，異議可能會導致重大的聲譽損害。從這個意義上說，數位時代提供了一個當代的平行場景，讓悲劇人物在道德危機中，處理公眾觀感與家庭關係。

此外，希臘的悲劇英雄和香港的抗爭者在道德困境中都有一個令人感同身受的層次——深刻的損失感，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對安提戈涅而言，損失是內在的，她在哀悼哥哥的同時，也要面對因自己的選擇而即將失去的生命。相比之下，香港抗爭中的損失則有不同的表現：它是一種獨特身份的逐漸侵蝕，而這種獨特身份長期以來是由曾經享有的自由和文化習俗所定義的，而這運動令抗爭者自己和香港社會喪失了之前的身份意識。

堅持自我身份

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抗爭超越了純粹的政治運動；它們體現了一種爭取身份認同的文化鬥爭。隨著市民起而挑戰政府日益強加的專制措施，他們開始慨歎失去了他們曾經熟悉的香港——一個自豪地維護民主價值、多元文化遺產和充滿活力的自由公民社會的地方。抗爭者意識到他們珍視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願望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因而對被奪走的身份深表哀悼。這個哀悼的過程與希臘英雄所經歷的悲劇相似，他們經常面對嚴峻的現實，為永遠無法奪回的未來感到悲傷。

在香港的抗爭活動中，身份的喪失因世代的創傷而更形複雜；許多活躍人士對於他們城市的發展軌跡深表挫折，對於個人與集體對於更民主未來的夢想感到悲嘆。在這兩個敘事中，這種失落的經驗超越了純粹的背景；它成為抗爭活動背後的動力，並激發了參與者的決心。

在悲劇中自我發現的主題，是希臘悲劇與香港人抗爭的另一個重要平行點。在安提戈涅的故事中，她的身份與她的家庭責任和道德信念緊密相連。她堅定不移地埋葬哥哥，象徵著一種在極端後果面前受到考驗的深刻自我意識。透過她的悲劇敘述，她成為了一個由她的原則所界定的複雜人物，最終導致了她的死亡；對香港人來說，對自我的追求與對身份和自由的集體鬥爭糾纏在一起。隨著抗爭的發展，許多人意識到他們不僅是在爭取政治權利，也在尋求了解自己在這個日益疏離的社會中的位置。文化習俗和傳統生活方式的侵蝕使這些挑戰更加複雜；激進主義成為他們在身份認同形成過程中重新獲得代理權的有力工具。

此外，在運動中誕生的藝術表現形式，無論是塗鴉、音樂或文學，都進一步強調了在悲劇中自我奮鬥的精神。這些表達形式成為抗爭者表達其經驗、信念和情感掙扎的畫布，不僅反映出他們對運動的承諾，也反映出他們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堅持自我身份的渴望。創作與分享藝術的行為提供了一種宣洩的方式，並促進了個人之間的聯繫，進一步豐富了他們在艱難逆境中尋找自我的過程。

最重要的主題是失去

香港抗爭者所面對的道德困境與希臘悲劇的主題深有共鳴，尤其是當他們在公民責任、家庭義務和社會期望的波濤洶湧中遨遊時。他們選擇的後果導致深刻的掙扎，這與安提戈涅等悲劇英雄的經歷相呼應。最重要的主題是失去——失去身份、價值觀和未來願望的喪失——貫穿了這兩個敘事，提供了一個令人痛心的鏡頭，藉以理解當代抗爭的複雜性。

安提戈涅作為悲劇女主角與香港人追求自由的比較，包含了一個共同的敘事：面對壓迫時的反抗與尊嚴。這兩個故事都以各自的社會為背景，反映了人類為了正義和道德操守而進行的永恆鬥爭。安提戈涅的反抗導致了她悲慘的結局，但她反抗的遺產卻持續激勵著當代的運動，說明追求自主的力量既強大又危險；香港持續不斷的抗爭，證明了個人和社群在奮力應付複雜的道德抉擇，以及渴求擺脫壓迫的自由時，所表現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雨傘革命時期的夏慤村，是希望與集體願望的強烈象徵。作為一個臨時烏托邦和希臘悲劇，它展示了社群為追求共同目標——民主和自治——而走到一起的潛力。雖然夏慤村最終被拆除，但它所代表的理想仍有共鳴，證明草根運動在爭取更美好未來的奮鬥中具有持久的力量。透過夏慤村，香港人表達了他們對一個以包容、對話和公義為特點的社會的願景，在香港的歷史和對自決的持續追求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然而，自 2020 年實施《國家安全法》開始，到 2024 年《基本法》第 23 條本地立法，香港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自由城市的地位日漸衰落。從那時起，香港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它現在只是內地沿海的一個城市—— Xianggang——成千上萬的香港人被迫逃亡。儘管如此，夏慤村的精神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