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治新聞是「六四」事件34周年，香港警方用盡千方百計，阻止民眾到維園及其他公眾地方悼念「六四」，令原本象徵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與內地有所區別的維園燭光消失。這個禁止悼念的新聞，比一般國安法案件的影響更大，有力地向國際社會說明，香港的自由環境已經改變。

過去三年，特區政府假防控疫情之名，反對民間組織舉辦「六四」集會。今年六月，防疫措施已盡撤，特區政府不再掩飾，擺明車馬就是禁止民眾公開悼念「六四」。不單反對任何集會申請，還動用大量警力截查接近維園的市民，但凡身穿黑衣或帶備蠟燭鮮花的，便安插一些懷疑罪名帶走調查。法院過去從未有判處悼念「六四」屬顛覆或煽動叛亂，保安當局卻全盤接收中央政治定調，但凡紀念「六四」即意圖顛覆，把支聯會曾經在集會使用的政治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無限上綱為顛覆中央政權、違反經修訂的中國憲法及國安法律，並把所有不涉這口號的悼念活動等量齊觀，作為全方位鎮壓封鎖的依據。

多年來，這種全方位封殺「六四」悼念的行為，只在內地執行，例如提前把天安門母親帶離北京，禁止她們公開悼念，又在互聯網上全面封阻意涉六四的文字或圖像。這些封禁行動被香港及國際記者廣泛報道，令全世界都知道，即使三十多年過去，八九年以坦克和子彈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到今天仍然是北京領導人的政治忌諱。正因如此，「六四」後的三十年間，香港能夠每年在維園辦六四悼念晚會，公開記念「六四」死難者，便成為了一個標誌，說明香港與內地在政治和法律上有區別，香港這一制可享有內地沒有的自由。如今這標誌消失了，連最和平的以燭光記念死難者表達哀思的自由都不容許，其他自由便可想而知。連續三十年都出現的維園燭光，在疫後復常的社會中竟然徹底消失，還有誰相信香港自由不變？

對於留意香港時事的人，以上說的其實早已了然於胸，特區政府會封殺「六四」悼念，完全是意料中事。但到了接近「六四」這天，海內外的民眾還是緊緊盯著，香港特區政府每一個「過分緊張」的無理舉措，例如向戲院施壓要求取消包場觀影活動，那怕看的電影與六四或政治完全無關，都在網上社交平台迅速傳播，種種當年今日的資料一再重現，充斥網上空間，彷彿抗議著當局的審查下架，提醒著民眾毋忘六四。不單如此，各種打擦邊球方式的創作，也大行其道，例如多個西方國家的駐華使館，便以各種意涵相關的圖像，測試中國當局的審查機制，暴露政治審查的荒謬。這些微枝末節，成了「六四」34周年的獨特政治風景。

蔡玉玲的查冊案

香港電台前節目編導蔡玉玲的查冊案終極上訴成功，終審法院於六月五日宣布，撤銷她的定罪裁決，也受到廣泛關注。這宗案件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警方選擇性執法，報復蔡玉玲製作七二一事件特輯，深入挖掘警方縱容白衣人在元朗行兇。香港記者以運輸署網上查車牌機制作新聞調查，每年數以千百計，警方卻單單針對蔡玉玲進行刑事調查，並視為較嚴重罪行，以控罪書形式控告，而在《大公報》記者黃偉強被揭發，於同一時期也曾以查冊為證據作報道，檢控當局便以較輕的票控方式處理，而同一名主審法官也對黃從輕發落，准他自簽保二千元守行為一年便撤銷控罪。這些執法上的選擇性與差別對待，令香港新聞界清晰看到，監察警權會遭政治報復！

其二，運輸署在整件事上完全沒有捍衛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反而盡力收窄查冊制度，只容許有關汽車買賣或交通意外訴訟的查冊，對於其他符合公眾利益的查冊行為，例如記者調查使用汽車犯法的兇徒背景，或者盡職調查機構調查公司資產誰屬等，都被運輸署視為與交通運輸無關。進行網上查冊便視為使用虛假資料查冊，這種狹窄的法例詮釋竟獲各級法院認可，以致蔡玉玲一再敗訴，直至上訴到終審法院，才成功推翻運輸署的無理詮釋。運輸署會否服從終審法院裁決，還原昔日的寛鬆查冊制度，還是修改附屬法例，維持狹窄的查冊範圍，將會顯示香港特區怎樣看待資訊透明度這個重要課題。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