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新聞有三則，分別是關於簡約公屋、探測氣球和一齣紀錄片。以下是對這三則新聞的扼要分析。

（一）簡約公屋

有關簡約公屋計劃的爭議，資深新聞工作者林妙茵小姐在她的臉書上（註1）做了精闢詳盡的分析，指政府披露的成本數字非常接近標準公屋，但室內設計和設施不及傳統公屋，而且建築期長達兩年，居住期卻只有五年，當土地出現長遠用途，這批簡約公屋便要拆卸，因此很難說服市民這計劃符合成本效益，更遑論這是解決香港住屋問題的唯一選擇。對於這些合理的提問與質疑，迄今政府官員並未能作出有力的答辯。

政府官員未能有效釋疑，是因為整個簡約公屋計劃，根本不是從傳統房屋規劃的理念和準則出發，不是以最高成本效益作為衡量指標，而是特首李家超向中央交代政績的一項政治工程。這項工程的政治目標是要顯示，在新特首五年任期內，針對香港最受人詬病、不幸驚動中央大員關注的劏房問題，已成功替一批劏房居民改善了居住環境，藉此說明在中央制訂國安法、重組政府及議會後，香港終於由亂入治，民生得到顯著改善，李特首可借此優秀政績，作為尋求連任的籌碼。唯有從這個政治角度分析，簡約公屋計劃的一切不合理之處，才變得可以理解。

劏房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且持續惡化，是因為香港缺乏有交通基建配套的可建屋土地，要開發這樣的土地，由從規劃到建成，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遠水難救近火，所以歷任特首在房屋問題上，都無法在任內做出顯著的成績。要打破這魔咒，就只能從興建臨時房屋著手，在一些已有交通基建配套但長遠用途未確定的土地上，搶建一、二萬個臨時房屋，然後選擇一批等候公屋多年且居於惡劣劏房的家庭，讓他們優先上樓，期間不斷安排親官方媒體訪攝，營造大批家庭脫離劏房實現安居的景象。至於這項政治形象工程是否符合成本效益、與傳統公屋如何區別、當土地出現長遠用途時居民如何安置等等，並不是施政者眼前要考慮的事情。

簡約公屋計劃，是香港政治新常態下的產物，必須從中央與特首互動關係的政治角度來理解，才能明白它為何是李家超特首領導的新一屆政府的「唯一」選擇。

（二）探測氣球

中國的探測氣球，飄到美國上空，穿州過省，途經導彈基地。美方指其為刺探軍事情報的間諜氣球，侵犯了美國領空，數日後待氣球飄至海上，將其擊落，並押後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北京之行以示抗議。中國官方則指氣球乃民用的氣象探測飛行器，因惡劣天氣偏離軌跡飄至美國，屬不可抗力之意外事故，美方應透過雙邊談判解決，單方面擊落氣球違反國際法精神。

這個探測氣球有何作用，與間諜衛星有何區別、為何導致中美關係緊張，何以連續數日成為國際頭條新聞？英國廣播公司的系列報道（註2），以及政治評論家文昭的YouTube評述，對這些問題作了詳細的回應，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料，此處不贅。

這次氣球事件，在中美關係乃至國際政治上具有重要性，除了因為它在布林肯訪華前夕發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並非孤立個案。類似的中國製探測氣球飄到別人領空，過去兩年曾有不止一宗。台灣、日本、夏威夷乃至南亞與歐洲都曾發現過，美國政府稱近日在南美也有出現，中國外交部隨即承認，另有一個民用無人飛船失控飄到中美洲去。同一時期這麼多氣球四處飄流，難免引起國際懷疑；美國如何對待這類中國製探測氣球，對日後國際社會如何反應，可能具有示範作用，因此北京高度重視，對美方擊落氣球表示強烈不滿。

其次，探測氣球下的籃子，盛載著何等探測儀器，其監測、拍攝及傳輸的技術含量有多高，配合氣球移動軌跡可以起到多強大的地面監測作用，直接反映生產國的高空監測技術水平，間接反映其收集地面信息的戰略意圖，兩者皆具有極高的情報價值，難怪美國國防部官員不具名地向傳媒透露，美方是故意容許氣球多飄幾天才擊落，為的就是全面觀察及分析氣球的作用。國防部官員的解說，相信是為了替拜登總統護航，反擊共和黨人要求第一時間擊落氣球。

其三，美中兩方對氣球事件的處理，反映了兩國在管控雙邊分歧上仍然務實，預示中美關係在未來一段時期有可能「鬥而不破」。美國方面，發現氣球後只是宣布押後布林肯訪華，沒有取消訪問，留出空間讓雙方擇日再會。北京方面原擬由習近平親自接見布林肯，氣球事故後也沒有把訪問大門關上，或暗示會晤層次降低，只是強調雙方應閉門談判處理。即使在美國擊落氣球後，北京的反應仍然是留有餘地、點到即止。雙方這些表現，反映兩國雖然從昔日的友好合作關係，轉變為全面競爭關係，但在激烈角力中仍然維持有效溝通，設法避免誤判，這對處理台海分歧、減少戰爭風險，具有現實意義。

中美氣球外交，是中美關係新常態下的突發事故，考驗兩國處理潛在軍事衝突及危機事故的能力及取向，對研判未來兩國如何管控分歧、避免危機升級，具有示範作用。

（三）紀錄片

張婉婷導演製作的《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本來好評如潮，可望揚威影展，英華女校也因這套電影曝光度大增，贏得愛心學校讚譽。詎料因為公映前沒有充分諮詢被拍攝成長歷程的英華女生、沒有取得全數女生同意公開播放電影，當其中兩位女生向傳媒表態（註3），恐私隱被犧牲反對公映，輿論急轉直下，製作團隊和校方受千夫所指，學校陷入形象危機。張導無奈叫停公映，教育局也向學校表示關注，提醒學校注意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法例及保護學生權益。這次風波反映，傳統的辦事手法（包括電影製作和學校行政），完全無法應對在互聯網社交媒體下成長的年輕新世代。

公映爭議較難從法律角度來判定對錯，或尋求以訴訟來解決爭端，這是因為香港欠缺詳盡的保障私隱法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只限於以合法及公平手段收集資料，以及使用於與收集目的相符的用途。張導演當年取得學校及學生家長同意才開始拍攝，開始拍攝時可算是以合法及公平方法收集個人資料。但拍攝長達十年，女生由未成年少女變成大人，是否需要再問其同意才收集其個人資料方算公平？

至於製成電影後，除原來商定的向校友放映替學校籌款，以及發售電影DVD予捐款人，可否延伸至在電影院放映及參加國際影展，亦屬於灰色地帶。若性質同屬替學校籌款，製作方或可聲稱與原定用途相符，若涉及各種商業收益與分帳，則可能偏離原定用途。至於個別受影響學生若興訟，由於其他學生成年後再表態支持公映，能否取得法庭禁制令阻止電影公映，實在頗有疑問，但若數位女生一起反對，情況又有不同。總而言之，法律上不確定處甚多。

不過，若從政治和倫理道德的角度來分析，則結論會相當清晰明確──製作團隊和校方別無選擇，必須作出讓步。先說政治層面，張導演是國際知名的大導演，手握剪輯發布大權，而且親身參與電影的旁白，話語權大於一般紀錄片導演。相比之下，被拍攝的女生是尚在求學階段的年輕人，她們對紀錄片的製作與發行一知半解，對電影公映會使自己受到全城關注、在街上被途人評頭品足，也缺乏足夠認識和準備。在權力的天平上處於不對等位置，屬於無力保護自己的弱勢一方。

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導演、製作團隊以及校方，本應在完成剪輯後、對外放映前，讓她們充分了解電影的內容，以及公開發布可能帶來的正負兩面的影響，然後自願簽署同意公映。這是共識政治的慣常做法，好處是可杜絕日後爭議，若有學生經深思熟慮後尋求退出，製作方必須花時間協商解決，設法藉剪輯化解矛盾，不能霸王硬上弓，這是共識政治的代價。

製作方若不行共識政治的正道，貪方便改行威權政治的捷徑，拿著學生家長十年前簽下的同意書，以及學校授權製作團隊自由攝製發行的承諾，便以專業製作人及電影版權人的身分自居，按己意用盡製作及發行的權力，尋求電影收益最大化，遇到質疑便軟硬兼施，以「生米已成熟飯」來迫學生就範，這種取態很容易挑起更大的不滿和反抗。互聯網上的新舊媒體賦予了學生發聲的渠道，電影公映宣傳又賦予了發聲的時機，一旦抗議聲音出現，在極短時間內便能形成輿論審判，使製作方及校方承受極大的群眾壓力。

如果這齣不是富有教育意義的學生成長紀錄片，而是一齣商業電影，上述的衝突或可透過行使法定權力或金錢來解決。但《給》不是一部商業片，這部電影從拍攝、製作、發行到宣傳，都牽涉大量道德層面的東西，例如記錄年輕學生的成長，反映過去十年的時代變化，弘揚基督教學校大愛包容的精神，替學校籌款建泳池造福後人等等。這些道德層面的價值，既為電影鍍上了閃爍的光環，也為製作團隊設下了金剛箍，必須穩站道德高地，才能感召民眾買票入場。被拍攝女生勇敢地站出來反對公映，令電影的光環瞬間消失不見，製作方若無法說服公眾，即使勉強公映下去，恐怕也會慘淡收場。

紀錄片公映風波，是香港進入數碼傳播新常態後，一宗具有政治教育意義的公關災難事故，它揭示了無權力者隱藏的權力，值得所有自以為擁有權力的人警惕。

註3：

阿聆自白全文：https://bit.ly/3Y5QOvK

阿佘訪問全文：https://bit.ly/3Y817Qe

▌［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