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香港過去數十年來多次的移民潮或多或少也和政治局勢相關，但相對而言政治因素對當前的移民潮明顯見得更為迫切。畢竟在此波移民潮當中，不少人都是因為面對切身的政治壓力而選擇離開。而在他們離港之後，回看過去在香港並肩作戰的友人要在新的現實下過活，往往會產生「倖存者內疚」（survival guilt）。曾在各地與不少過去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朋友見面，發現儘管程度上和表現上或有差別，潛藏的相關情緒原來相當普遍。

所謂「倖存者內疚」，一般是指對自己「活下來」的愧疚感，或覺得自己不配「過得較好」。這感覺源於在創傷事件後的相對比較：自己能繼續生活，其他人卻沒有。這兒說的創傷事件可以是指戰爭、天災、疫情，或政治打壓。離散社群的成員考慮到自己離開了原居地受壓或受苦的群體，也會產生同類的情緒反應。

港人社群中的三種表現

我在港人社群中遇過的，通常有三種表現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羞愧，覺得自己的離開是一種背叛。特別是見到有留下來的人選擇「慷慨就義」，主動迎接因為政治參與而帶來的苦難，這時候離開了的人往往會責怪自己是否做了逃兵，未有如對方一樣能通過自我犧牲來發熱發亮。

第二種方式是自我懷疑，例如不停重演某一個片段，然後質疑自己當初為什麼沒有做某件事，或意識到某些事情將會發生，應該做好準備。我早陣子遇到一位已離港的抗爭者，他到今天仍然對自己在某一次街頭衝突中自己觸覺「不夠敏銳」而耿耿於懷。有些離散港人像他這樣仍然活在2019年，往往認為如果當日能做到某些事，或作出某些判斷，今天的苦難就可以避免，繼而質疑自己當日的「失誤」。

第三種方式是前面兩種的混合體：因為覺得自己離港後過得比留下來的人更自由，又覺得自己過去有些事情沒有做好，便有巨大的憂慮，覺得要作出某些「補償」。而如果自己未能利用相對較多的空間去「做出一點成績」，便會陷入更大的自責。

曾經不止一次聽過有研究者覆述尋求庇護者這樣自我描述：相對於在香港坐牢，現在在外面天天等待當地庇護審核的程序，覺得自己是「廢物」，好像很「沒用」。

抽離一點去看，當然可指出上述的情緒反應都有其過於偏執之處。每個人的客觀條件都不一樣，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做出同樣的事情，才算對社會和自己負責任。社會運動有運轉周期，不是每一刻都要做相同的事情才算合適，有些時候容許沉澱的空間也是必須。

請將尺度拉闊

我們也得明白社會事件的走向在絕大多數時候不受個人意志所影響，後面既有全球宏觀的政治經濟局勢主宰，亦可以算到最微觀的日常生活如何被賦予意義。我是地理學出身，看事情比較跨尺度，從個人到社區到城市到國際到全球，每一個尺度都重要，只把目光限於在某一個尺度的事情或判斷有或沒有做好，只是見樹不見林。

而說到有沒有做好「貢獻」，也視乎我們看得有多闊。離開香港後，要繼續做和香港直接相關的工作，機會不多。自問能在台灣找到相關機會，甚為幸運。但如果我們如上所述，不把在香港的經歷純粹視為香港境內的事情，而是從個人到全球的眾多關係網當中的其中一個章節，則各種貢獻都可以是對香港作出貢獻。

早陣子讀到有位移英港人說他初到英國時，覺得自己有責任向英國人說明他眼中香港的苦況，於是很努力與每一位他遇到的人去談香港的情勢。但當他在英國接觸到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明白到他們很可能比香港人更沒條件和資源去應對他們的苦難時，頓感不知道如何是好。

想深一層，香港從來與世界相連；沒有信奉自由的世界，也不會有自由的香港。那麼幫助烏克蘭人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或世上任何受制度壓迫的人也好，都是在幫助香港；因為幫助他們就是促進世界的自由，而促進世界的自由就是為未來的香港保存土壤。

當然，以上僅是出於客觀分析的回答，愧疚情緒很多時候都是不講道理的。從個人出發，練習自我慈悲與實踐復原，應該是一個起點；重點不是消除內疚，而是融入生命當中，為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以求重拾自我。而在此過程中，朋輩同儕互相支持，一同梳理各種混雜情緒的糾纏，更是必須！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

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