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22年12月，北京的防疫政策一夜巨變，清零名存實亡，封城封區解禁，健康紅碼消失，老百姓突然嘗到久違的自由，卻也迎來了一波凌厲的新冠感染大爆發，醫院擠滿病患，停屍間遺體堆疊。這次防疫政策大逆轉，與連串外交姿態調校，以及宏觀經濟措施同步出台，反映北京正全面調整其國策路線，重振經濟似已成為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年的首要目標，但二十大前後的政治角力餘波未了，政經路線的交鋒在2023年相信還會不斷出現。

與此同時，香港的政局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特區政府一貫地落力執行北京制訂的港區國安法，對蘋果日報案寸步不讓，儘管被告黎智英獲終審法院批准，聘用英國資深大律師出庭，前律政司長梁愛詩亦認同終院裁決，認為符合《基本法》和《國安法》，但特首李家超在裁決頒布後立即宣布提請人大常委釋法，同時拒發簽證，誓要阻止黎智英聘用英國大狀，此一政治忠誠表現，雖獲港澳辦、中聯辦等支持，卻得不到人大常委會的正面回應，釋法與否一直懸而未決，造成了罕見的尷尬局面。這次京港取態分歧，反映北京對港政策為追隨國家外交及經濟策略需要，也進入了調整階段。

令外界對中國經濟重燃盼望

北京的防疫政策突然大變，導火線相信是政治因素，即全國多個城市爆發群眾舉白紙示威，抗議封城封區太久太密，嚴重影響民生，顯示民眾已集體抗疫疲勞，累積怨氣甚深，原先以清零為目標的政策已無法執行，調整事在必然。「新十條」迅速出台，從時間和內容上看，主要考慮是全面解封，盡快恢復經濟生產和民生消費，解決二十大召開前積下來的危機，為二十大後的政治班子打開新局面。

防疫新政策出台前，北京在外交上積極緩和與西方的關係，習近平親自出席國際峰會，向西方元首釋出合作信息，撤消對澳洲的貿易禁制，其後又召回捅了馬蜂窩的駐英使節。在宏觀經濟方面，央行和國營銀行向大型房地產企業注資，穩住了垂危的樓市，領導層又公開表示支持網絡平台企業，改變了過去一年不斷加強管控科網企業的口徑，共同富裕的口號也低調處理。這些信號出台，明顯是為了令外界對中國經濟重燃盼望。

不過，防疫政策急轉彎，欠缺鋪墊和配套，引起的危機相當巨大，其一是國民注射疫苗加強劑的比率偏低，尤其老齡人口連一半也未到，全面解封後新冠病毒迅速擴散，欠缺保護力的民眾容易出現重症，醫院難以應付短期内急增的重症病人，許多本來可以挽回的生命勢將一去不返，這個悲劇在新政出台後兩個星期便成為事實，令全世界震驚不已，許多關注中國的人都在問，中國的舉國體制向以執行力著稱，為何在防疫退場上會如此草率粗疏？

其次，國家媒體為了解釋新政策，安排官員和專家講話，把新冠病毒說成毫無威脅，不用擔心，甚至不叫新冠肺炎，改稱新冠感冒，這些說法與過去三年反覆宣傳新冠殺傷力巨、後遺症多，可謂南轅北轍。老百姓很自然會問，若新冠病病毒變種後已不足懼，過去數月那些封城封區、強遷隔離、禁止出行、撲殺寵物等嚴苛措施，到底是為了什麼？

調整治港方針政策

防疫政策一夜突變，客觀效果就是令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影響相當深遠，沒有資源離開的，只能以各種各樣的躺平來消極抗議，有經濟條件的卻會積極「潤」（run），把資金和家人送出境，令二十大後的穩定經濟措施能否奏效平添變數。加上二十大前後的官員大執位，造成了許多重要政策由新官主理，其經驗與能力是否足以拆解當前危局，也是未知之數。還有，共富的政治目標與創富的經濟方針能否調和、如何調和，亦有待觀察。這些都將成為2023年分析中國走向的重要指標。

中國的大氣候，直接影響香港的小氣候，這是分析香港時局者的共識。二十大後北京的治國措施既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的治港方針政策也必然會有所調整，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特首提請中央釋法，會忽然吃了一記悶棍。黎智英是否聘用英國大狀，本來並不重要，在國安法指定法官監理下，誰當辯方大律師都不影響案件勝負，但特區政府卻要千方百計阻止，層層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敗訴便尋求釋法，不顧終院尊嚴與法治精神，這明顯是出於中央治港官員的指示，作用是向高調關注黎案的美國白宮表態，香港問題不容西方勢力插手！但如今北京調整外交政策，戰狼暫時退場，換上親和合作姿態，既要修補親俄致疏遠歐洲之誤，又要減慢美中經濟脫鈎步伐，換取時間空間發展自主科技，此時此刻，在香港問題上該向西方發出什麼信號，便須重新思量。

▌［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