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橫流要此身》流亡哲學人講座

「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元好問）

2024年我重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客座教授一個學期，講授《烏托邦及其不滿》一課。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在大學面對面教學。自2012年正式從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下來，只是兼任教席。2020年中從香港自我流亡到英國，也在網上授課；直至去年和今年能到清華客座，再一次親身面對學生談論我的思想，誠一樂事。

我已到耄年，被迫離家出走，再不能和親人共聚；有家人病重，咫尺天涯，不能回去探望，令我悲憤莫名，當然是自我有意識的選擇，取無家的自由，而不願意在白色恐怖下過奴役的生活。

在自由之地，可以逍遙自在、吃喝玩樂、遊山玩水，不理現實境況，沒有人強迫我做任何不喜歡的事情；或重回象牙塔，做純粹學術研究。但是甘心如此生活？身處開放自由的台灣，面對封閉白色恐怖的大陸和香港，流亡在外，可以安心過日？

過去三年在台灣出版的《我城存歿》和《山城滄桑》是對破碎的家園——香港和中文大學——的反思；今年來台，應輔仁、中山、清華大學和中研院邀請，作了幾場講座。我不談純粹學術課題，而以數十年作為哲學人重新檢討自我身份、家與流亡意義、哲學教育、雨傘運動以及烏托邦和希望概念等等議題，作為各大學講座的主題。

以下文章是2024年4月22日在台灣輔仁大學的講座，根據即場錄音筆錄編寫而成，原文頗長，經删改後分成四篇。

《三代流亡哲學學者與香港：唐君毅、勞思光、張燦輝》之一

前言

我參觀台北景美白色恐怖紀念館，得悉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無數讀書人與普通人，爭取民主自由與自主，共同對抗國民黨權威政府之打壓與專制的慘烈事跡，很多人慘死或長期監禁。此事已發生多年，我們香港出生的人，對這一切彷彿與我們全無關係，只是歷史與過去；我在德國參觀囚禁猶太人之集中營，當中詳述納粹如何虐待與殺害六百餘萬猶太人，去年也到過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當時我認為，凡此種種，都應該已經成為過去。

但當我在白色恐怖紀念館時，發覺這些非但不是過去，更是現在。香港現正處於白色恐怖時代。我在思考，如何用自己的學識和過去（身為生活於香港中文大學50年之人），以及從我的老師輩看待此問題。由是形成今日演講主題：三代流亡哲學學者與香港的關係。

三代流亡哲學學者，包括我，以及我兩位老師，唐君毅先生與勞思光先生。這個主題，大概可分為三層理解：第一，我們三人對「家」這個觀念的理解，從而引伸出我們與香港之關係；第二，從他們與香港的關係，這兩位無論是在中文大學、在中國、在華人世界、在哲學世界上，都屬於舉足輕重之哲學家，如何看待香港；第三，流亡，何謂流亡，流亡於他們兩位已然作古者，以及我這個仍然在生者而言，意義何在，我們如何理解流亡。

唐君毅與香港

唐先生1949年來港，他是四川宜賓人，先後就讀北平中俄大學與北京大學，後任教南京中央大學。1949年國共勝負之際，不少人跟隨國民黨離開大陸，前往台灣，或流亡海外。其時唐先生的朋友勸他來港。來港後，唐先生即與錢穆先生及張丕介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

自1949年來港，於1978年在港逝世，唐先生居港共29年。唐先生最初並不將香港放在眼內，因為他認為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本質上就是個原罪，此地絕非他所願意留下，故他不覺得自己在香港是生活，只不過是流亡，未到香港之前，心中根本沒有此地的存在。（註1）但很明顯，他又有異於其他士人，他不願到台灣，因香港可給予他自由，容許其發表意見，所以最終他留下來。他居港29年，所有重要著述皆在香港撰寫，香港對他來說，從原本僅作暫留之地，變成終老之所，他到最後都定居於香港。

在香港期間，唐先生基本上與香港社會無甚交往，他大抵仍周旋於中國朋友圈中，並且埋首在新亞書院的工作。一來，因為他不會講廣東話，似乎也不願意學習，自然較不容易了解香港情況；二來，他輕視香港文化，認為香港只是經商之地，香港人所思所談，莫非利益，毫無文化可言。所以他基本上不太關心香港人問題，不過，他亦逐漸體會到，香港給予他自由與機會，發展自身思想，他後來批評共產黨各式最重要書籍，都可以在香港發表。

但儘管如此，香港人實在與大陸人民不同。唐先生與勞先生均覺得，出生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人，並非「純粹」中國人，體內所流血液，不屬於中國文化，而是受西方影響。

創辦新亞書院

唐先生自中國來港時，已屆48歲，正值中年，他創辦新亞書院，過程艱辛備嚐。最初在深水埗桂林街，幾經波折，到70年代，先是在土瓜灣農圃建立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1973年才逐漸遷移至沙田，形成中文大學一分子——新亞書院。在此過程中，唐先生明白，唯有香港才允許他發展教育事業；同時在學術上，他們又受美國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與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這些基金會支持，故漸具規模。

新亞之名，意謂新亞洲。眾所周知，新亞書院，英文作New Asia College，而崇基學院則稱為Chung Chi College。同樣是「College」，為何一者稱為新亞書院，另一者則叫做崇基學院？分別何在？崇基學院，基本上完全模仿源自歐洲中世紀的現代大學而來；但新亞書院，乃承繼宋明兩朝以來，儒家講學之書院制度。由此分別可見，唐先生創立新亞書院，實希望在香港能發展中國文化與哲學，故首先於書院制度上，遵從宋明傳統古制。在此制度中，師生關係極為密切。書院初期學生，基本上極少香港人，而首個畢業生，則是余英時，也是避秦南來的中國人。若大家曾到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圓形廣場，就會見到，所有畢業生名字都刻在上面，當中第一個名字就是余英時。

其時從中國逃難到香港的年青人，大抵無英文根基，新亞書院為提供他們以高等教育，故選擇以中文教學。因此，新亞書院，亦即後來之中文大學，其意義正在於，以中文教學，建立中式高等教育，欲與香港大學的英式高等教育分庭抗禮；並承擔重振華夏文化之大任，在此建立華人文化基地。

20世紀初創辦香港大學的英國人認為，香港應有大學以訓練專業人才，協助他們管理香港，諸如醫生、律師、工程師，基本上屬功能性質，故以英文教學。那時代，香港居民能進入香港大學者不多，故當中全部是萬中選一的精英。至於新亞與崇基等，主要以中文教學，為保持中國文化，並自1963年以來，逐漸聯合形成的香港中文大學，則由美國支持而來。和其他香港的大學不同，中大堅持雙語教學，不以英文為法定教學語言。

重新肯定儒學

正如上述，新亞書院承擔重振文化之大任，為華人建立文化基地，故唐先生於1958年，與張君勱、徐復觀、牟宗三諸先生，共同發表重要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篇文章，乃新儒家在香港的宣言，當中明言，如何肯定中國文化，並稱他們是因為流亡而離開中國，進而大力鞭撻中國墮落，實由於中國共產黨毀滅中國文化。因此，他們大力提倡，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那時代，台灣仍處於白色恐怖的思想專制中，不可能給予他們機會，發表如此宣言，唯獨香港與美國，有這種自由。

但是，如何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簡言之，西方人大抵不明白中國哲學，亦不明白整個中國哲學重心所在，其與西方哲學最大差異，就在於著重心性與否。唐先生認為，必須先肯定儒家心性之說，才能肯定中國文化，而重新肯定心性說，遂成為新儒家中心思想。從他們開始（如熊十力先生與梁漱溟先生，包括唐先生在內），新儒家變成運動，而這場運動的發源地，就在香港，或更準確言，是新亞書院。但是，新儒家運動對香港影響不大，彷彿與香港毫無關係，起碼它沒有影響我及很多我在香港就學的同學，香港人普遍不懂也不理解哲學。真正受新儒家運動影響，乃美國與台灣，至今台灣還有《鵝湖月刋》正是新儒家運動影響之明證。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