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 上文提到唐君毅先生1949年避秦南來後，與錢穆先生及張丕介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承擔重振文化之大任，為華人建立文化基地，故唐先生於1958年，與張君勱、徐復觀、牟宗三諸先生，共同發表重要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們大力提倡，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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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認為，為使中國文化重生，故必須重新肯定儒學，這個肯定首先在自由的香港，其後傳到台灣，以及美國，如今講中國文化與哲學，都在這三個地方。論重振中國文化與哲學成就，台灣是否最高，我不無懷疑。但如今台灣，正如過去香港，皆是華人世界中較為自由之地。因此，在台學者可藉此優勢，推動新儒家運動，正如當初唐先生利用香港這個特殊位置，實踐其理想，儘管這個理想與香港本土毫無關係。他似乎沒有思考過，如何運用此思想推動香港文化，因為他認為兩者完全無關。他所思所想，都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對立與融通，他的中國文化，從完全抽離香港此地之普遍意義上出發。

正因如此，《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雖由唐先生起草，並有幾位先生聯署，卻並不完全為當時學者接受，其中反對最力者，莫過於錢穆先生。他堅決不參與，且表明自己並非新儒家。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宣言是「在」香港發表，但不是「為」香港而撰寫。在唐先生心中只有大中華，香港只不過是「借來的時間和空間」。

花果飄零的概念

除重振中國文化外，唐先生另一個最著名理論，就是他於1962年所發表中國人花果飄零的概念。所謂花果飄零，就是說中國文化失去凝聚力。過去中國就是披上儒家外衣的古老國度，但從民國以來，儒家受全盤批判，其中被指斥尤烈之處，就在於它自春秋戰國後，逐漸被統治者利用為統治工具，因此，它失去價值，失去吸引力，自然再無凝聚力可言。中國文明進入虛無狀態，如同大樹枯萎而其花葉果實，紛紛落下，隨風四散。此即花果飄零。大家離開中國後，無論在香港、台灣、美國、歐洲，都是花果飄零。他於1962年時如是說。

其時我讀過這篇文章，沒有多大感覺，因為我出生於香港，本根就在此，自然不能體會花果飄零的感覺，亦不覺得需要肯定中國文化，並不禁懷疑，中國文化果真如此重要，因而值得研究嗎？似乎不然。但是，就唐先生而言，他身歷目睹中國文化受共產黨打壓，並慢慢瓦解，隨風四散這個悲劇，中國學者流亡到全世界，這是他那個時代面對的問題。故此，不難理解何以他思想重心都放在重新肯定中國文化，如何存亡繼絕，如何處理眾學者流亡在美國、英國、歐洲及其他地方等等。因為如果花果飄零是個悲哀的事實，則我們便要將其扭轉，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以再次建立凝聚力。花果飄零雖是悲劇，可是唐先生毫不悲觀。他覺得中國人仍具反省精神，以及自我肯定的能力。此即何以他會為重振華夏文化而奮鬥不懈之故。

可惜，世事相當無奈，供其自由奮鬥機會之地，卻是其「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的香港，這個「既非吾土，也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冑」之英國殖民地。他與牟宗三先生均曾說，香港及香港人與他們無關，他們都覺得香港沒有任何意義。若香港果真具有某種意義，那麼該種意義，亦僅限於為他們提供立足之地，以及自由發展機會。他們從沒有當香港人是同胞，在他們心中，香港人並非真正中國人，他們與這殖民地建立的緣份，不過是一段「隨緣」。

然而，其思想後來似乎有所變化，正如上述。他曾撰有《花果飄零》，當中談到靈根自植，指出我們要在所待之地，肯定自己，要從自覺性發展出知覺性，進而肯定整個儒家精神。如此一來，我們就不怕飄零，並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根，待根深蒂固後，那地方就是中國。然而，他對於現代中國花果飄零的困局，所能作出解答，亦僅止於此。面對「中國之五六億人，無一能逃馬克思思想奴役」，以及一直以來，別人問他如何回家、如何與父母親朋重逢、如何重朝祖宗廬墓、花果飄零何日止息，他自言「無可回答」。這是種絕望態度。但唐先生依然不失為樂天知命之人，他永遠樂觀。

正由於這種樂觀，故他認為生命不能完全物化，生命知覺依然要在中國哲學最根本處，開花結果。由是生命乃有心性內容。正因為心性，所以中國哲學才不至於完全淪亡。

香港與他無關

余英時在其回憶錄中，引述唐先生的一段描述，或許可以說明，唐先生這種樂觀精神，多多少少與香港的自由風氣有關，儘管他本人可能不自知：

「我在香港五年（1950至1955年），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相確是如此。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去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與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由此可見，1978年前，香港對唐先生而言，就只是個提供自由的地方，讓他發展自身思想與教育事業，至於香港本身，與他無關。除教育思想外，唐先生對香港社會似乎無甚想法。

( 註 : 本文為 《三代流亡哲學學者與香港：唐君毅、勞思光、張燦輝》流亡哲學人講座系列之內容撮要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