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封信 6.3

明慧，

2003年的通識教育改革，課程內涵唐君毅人文教育的思想，亦是中大肯定的教育理念，加上課程質素檢討機制和行政架構的建立，奠定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獨有的模式。

2006 年迎來了第二個重要的挑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把全港的大學學制由三年轉為四年，以與美國和中國內地的學制接軌。該轉變引發學術改革，也有意見要求更全面的大學教育。增加多一年並不是要增加主科學習的重擔，而是鼓勵學生在入學的第一年學習更廣泛的知識。根據中大大學教務會的決定，我獲委派設計額外 6 學分的課程內容。因此，我們成立了工作小組進行研究和給予建議，而我負責擔任小組的會議召集人。

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

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額外的 6 學分分配到現有的四範圍中，當然這個做法會受到大多數部門的歡迎，但卻對通識教育沒甚麼意義可言。我認為這正正是推行我所推崇博雅教育的另一大好時機。在 2003年的改革，我成功提供了通識教育課程四範圍的哲學框架和架構，但沒有直接參與課程內容的制定。現時的通識教育課程的目標確實達到了，能夠培養學生從多角度思考，以及逐漸明白不同學科的價值觀。然而，課程缺乏感知連貫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共同的學習經歷。

我們思考了stadium generale 的正式意思，即是全民教育，如果可能的話，不論學生修讀甚麼科目，讓他們能夠一起參與學習。為 3500 個新生設計兩門科目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亞歷山大・奧斯丁（A. W. Astin）在他的著作《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What Matters in College? 提出深刻的見解。他在有關本科課程的研究結論說：學生如何接受通識教育遠比課程的內容和架構（以及學院實際上是如何執行課程）重要得多。更具體地說，調查發現愈來愈多的研究機構指出，其中一個影響本科生教育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有否主動參與或投入大學的經歷。正如之前提及的，這兩個主要的因素包括：學生與朋輩之間的互動程度，以及學生與教職員的互動程度。當學生付出很多時間學習、與不同的同輩交際、互相擔任彼此的導師，以及一起討論當代議題時，通識教育的成效就會因而提高。所有這些正面因素表示在教育過程中的主動參與和投入。

我們認真思考他的說話。我們手上的任務是設計兩門與大學通識教育理念一致的科目，即強調人類存在的核心和人類與世界的關係，而且這兩門科目必須是通識教育四範圍的基礎。然而，最難的是設計一套教學方法去實現奧斯丁的建議，讓學生積極參與討論，並與主科以外的同輩一起學習。開始時，我們想出兩門關於中西文化的科目，但很快就打消了念頭。由於過分全面，這類文化歷史的調查課程難以讓學生參與討論。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們想出了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五個目標：（1）培養學生共同的智力和文化基礎；（2）養成對人類生存議題的敏感度；（3）增加學生之間的智性對話；（4）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所必需的態度和技巧；以及（5）為將來學習奠下穩固基礎。

閱讀經典

然後我們深入考慮過把經典選篇作為核心文本。不論在中西方傳統，我們相信引入經典是我們把博雅教育帶回通識教育的一項大膽舉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閱讀經典曾經是崇基學院通識教育課程的一部分：二年級的中國文化課程要學習中國古典節選；三、四年級的通識課程則要讀柏拉圖、馬克思、尼采和佛洛伊德的作品。但當三所書院被合併成為一間行政和學術架構的大學時，閱讀經典便被捨棄掉，此後，再沒有任何通識課程要求閱讀經典。

似乎很多大學都欣賞讀經典的價值，然而，不是簡單地把數以百計的經典納入教授的建議書目，就可以引領學生進入經典的世界。即使我們的大學生十分不情願地相信古典文本的隱含價值，但我不認為他們會自願去讀這些建議選篇，我們需要採取恰到好處的方法來指導學生閱讀經典。我們只能開設兩門 3 學分的科目，因此無法仿效芝加哥大學的巨著叢書課程計劃，也無法仿效哥倫比亞大學的核心課程，或者耶魯大學的指導研究課程。因此，同時向 3,500 名學生提供經典選讀的兩門科目的構思似乎不太可行。

我們提議了透過閱讀經典的以主題為本的講座課程。這兩個科目分別是「人類在文化中的價值」和「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課程目的不只是讓學生閱讀中西方的經典文本，也希望削弱上世紀由查爾斯・斯諾（C. P. Snow）提出的「兩種文化」的舊辯論。透過在入讀大學初期閱讀人文和科學文獻，讓學生不會因為不了解文化和大自然而先入為主地形成支持人文抑或科學的兩種文化偏見。這也與唐君毅的人文理念是一致的。

經過悠長而密集的討論及考量後，我們想出了供兩門科目使用的經典選篇清單。在「人類在文化中的價值」裡 ，第一部分的指導核心問題是：甚麼造就美好人生？為甚麼社會是必需的？怎樣形成一個對人人而言都美好的社會？我怎樣能夠令如此「美好」的人生和「美好」的社會變得可能？而在「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的指導問題是：甚麼是「真理」？知識如何可能？人類如何認識自然？以及人類在大自然中的位置。

師生以經典共同學習

2008 年試行了這兩門科目後，我們發現儘管科目受到學生的歡迎，他們自願選修這兩門課，但課程的推行並未做到最理想。有一點很清晰：學生不會覺得讀經典是了無意義的，他們覺得大部分的文本都與日常生活和學習息息相關。我們進行了聚焦小組調查，老師不參與其中，最後終於確定這兩門新科目的建議。之前的這兩門科目的選篇清單維持不變，但課程名稱更改了，現時稱為通識教育基礎課程 ——「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

現時課程的重點在於「對話」。我們堅信這核心文本課程不是要求學生對每一選篇都有深入的認識。即使柏拉圖在哲學堂上也不會照文本教導。課程目的是引導學生就《會飲篇》（Symposium）的指導問題去閱讀、思考和互相討論。這並不是要求對文本有透徹的認識，而是注重講師和同學一起，第一次嘗試閱讀經典的共同學習經歷。每篇文章的開首都有一些焦點問題，我們強調知識探究的開放性。對於有關人類存在的問題，沒有不可挑戰的真理或現成的答案。我們鼓勵學生對篇章中的論點保持懷疑態度，沒有終極的答案，只有對知識的主動追求。因此對話會永不終止。

為了令學生之間可以真誠對話，班級規模必須要小，每班人數上限為 25 人，由主修不同科目的學生組成。14名導師只有一小時的授課時間去介紹文本的背景和基本思考方向，餘下兩小時導修讓學生做匯報和討論。由此希望學生和文本之間、學生和講師之間、同輩之間，以及最終他們自己都可以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課程沒有綜合考試，但每位學生均須做口頭匯報、參與討論、撰寫至少三篇反思報告、就課本內容進行兩次測驗，以及最後繳交期末論文。由於兩門課都是必修的，因此學生必須取得合格才能畢業。

模式獲大陸及台灣認許

「與人文對話」中的經典選篇是與三個主題有關：

（1）自我與人的潛力：

荷馬《奧德賽》、柏拉圖《會飲篇》、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論語》和《莊子》

（2）信仰與人的限制：

佛經：《心經》和一行禪師的《般若之心》;《聖經》:〈創世紀〉和〈馬可福音〉;以及《可蘭經》第二章〈黃牛〉

（3）理想社會：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盧梭《社會契約論》、亞當・斯密《國富論》、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與自然對話」也有三個指導性主題 :

（1） 探索物理宇宙 :

柏拉圖《理想國》、戴維 ・ 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科恩《新物理學的誕生》和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2）探索生命世界：

達爾文《物種起源》、沃森《DNA：生命的秘密》和卡遜《寂靜的春天》

（3）對於人類認知的認知：

彭加勒《科學與方法》、埃里克・坎德爾《追尋記憶的痕跡》、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席文《何以科學革命不曾在中國發生——或者難道它沒有發生嗎？》、沈括《新校正夢溪筆談》、鄧納姆《數學那些事兒：思想、發現、人物和歷史》和歐幾里得《幾何原本》

25 人這麼小規模的一班，意味著每一門課要上160 節（一年級生有 3,800 人）， 需要學校投入龐大的資源。這部分最難游說教務會批准。幸運的是，教務會通過了課程的審批。

這兩門課程的要求確實很高，不只是對於學生而言，對於老師也是。即使只是節錄，但每星期要閱讀經典，再要寫反思報告，對學生來說是很大的負擔，他們需要借助焦點問題去思考；而老師則需要在一小時的講授課堂裡面簡明地介紹文本，促進學生在導修堂的討論，不可發表太多個人意見。直至現在，我們都沒有收到過有關學生對課程的投訴，他們似乎很喜歡這種學習體驗。不過，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成功仍需要通過質量控制的調查和聚焦小組來證明。

中大通識教育從2012年開始，便以書院通識、四智性範圍和通識基礎課程為結構，至今已實施超過十年。這個「中大通識教育模式」在過去十多年被不少大陸和台灣大學認許。通識教育根源於美國大學，但中大的通識教育有本土的特色，從中大教育理念和歷史發展出來。（註一）

待續

註一

以上部分內容節錄自拙文「從四範圍課程到對話課程」張燦輝著《為人之學》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頁128-133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