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封信 7.1

明慧，

今年（2023）是中文大學創校一甲子。我於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和中大的關係超過半世紀。成立60週年紀念應該值得大事慶祝，遺憾的是我和不少中大校友只能在香港以外懷念山城美好的時光，因為中文大學已經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學術自由、讀書和研究的地方，而是為極權服務的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

當我們中大校友看到校長段崇智在校慶所説的話，便一再確定學術自主與自由的理想已是空言，為共產政權服務才是目的。他說：「中大創校時已背負結合古今、連結中西，成為國際性的大學的理想……60歲是特別的歲數，象徵新開始，而國家正步入現代化發展，中大將融入國家大局，為國家作出貢獻，也將致力加強國民教育，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註一）

但是，我們認定學術自主和自由的大學理想是否一廂情願的想法、美麗的主觀意願？追尋真理是否大學最重要的意義？大學的功能是應社會的需求而建立有什麼不妥？大學的目的是根據其效益而存在，為極權服務是理所當然；「學術自主和自由」只是我們的理想而已，和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憑什麼去反對段崇智的呼籲？大學教授只不過是政府的合約僱員，傳遞知識和訓練學生是職責。除此之外，其他工作不重要。

假如中國現代化才是大學教育之真正目標，那末提問大學的理念和意義可說是多餘的，因為答案本身就在於其功能及市場價值上。因此，大學課程的專業化、專門化、職業敎育論甚至政治化，以及大學行政架構的劃分，建立黨委書記，毫無疑問都是為達成這個目的而出現。大學生在校內學習某一學科的專門知識，例如會計、教育、工程學、醫學、法律等，畢業後提供不同的服務貢獻社會和國家；另一方面，教授則要傳授在欽點研究範圍內最新知識與技能給予學生，而他們的研究工作亦限制在這方面的功能上。簡言之，大學是一所保存、傳播和發展一種稱為「安全知識」的商品之機構，敎授透過講義及研究把知識傳授給學生，以滿足極權政府的需求。大學教授的職責就是如此，反省政治、社會，人權、公義和法治等等議題，是不相干的！

所以如果要追問「知識分子」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在大學自處，如何繼續追尋知識和真理，我們必須肯定大學不是政府機關，教授不是政府僱員：大學有獨立於政權的位置，教授有多於傳授知識的責任。我接著上一封信末提到的大學理念，要重新更詳細思考大學的意義：大學校園是不是「象牙塔」的學術世界？外邊一切與我無關？

「大學」（University）的理念其實是源自西方。要問大學之「意義」必須追尋「大學」這概念與西方文明的歷史淵源。如果我們暫時撇開古希臘柏拉圖的「學院」（academia）及亞里士多德的「萊森學園」（lyceum）不談，只討論十二世紀巴黎與博洛尼亞（Bologna）的「大學」（Universitas），那末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些原初大學都是建基在專業化和效益功能上，並且由專業公會所組織而成。「大學的目的大底是教育與訓練，以使學生能夠得到專業資格而進入專業公會。」

Universitas（最初稱為studium generale）的出現，「是為了滿足教會和國家的需要，為其日益複雜的行政組織與社會結構提供律師、敎師、醫師和神職人員等人才。」因此，最初的大學學院全都是專業學院。從這個意義上説，古典大學的作用與現今大學實在相距不遠。

大學的理想主義概念乃是十九世紀英國與德國的產物。英國學者約翰‧紐曼《大學理念》John Newman: Idea of a University（1982）一書或許是反對大學效益功能的最重要著作。大學應以敎育為目標，透過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形式傳授知識，而不只是為了訓練專業人士。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是社會的精英、有學問的君子，博雅敎育涵有以哲學方法獲得知識的意思，意即能領悟到各種知識的連貫關係。換言之，大學的最高價值乃學術自主及為知識而追求，為了提供博雅教育予學生，大學「以敎授所有科目知識之方式敎授所有知識」 。

另一方面，德國哲學家費希特（Fichte）與教育哲學家洪堡（Humboldt）等都曾對紐曼的《大學理念》作出過類似的反省，但他們顯然過於側重德國的觀念論（Idealism）。這些大學的內部體制，都是仿效心靈的結構組織而成，並將它轉化為社會文化的實體。因此，大學教育的理想就是透過知識來達成「修養教育」（Bildung）的目的，即是説，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完成個人的自我修養，而大學自然是成就這種德性的最理想地方。至於大學的其他目的，例如「訓練有文化的人領導社會」，都只是次要的。洪堡相信，惟有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個體性及品德才會獲得自我完成，並能為生活的多種經驗提供一貫徹始終的原則。

拉丁文中「大學」（Universitas）的古典概念，原指「magistrorum er scholarum umum」，意即一個包含學生與學者的社羣。現在這概念已從中性意義轉變為哲學和理想主義的概念。Universitas中的「unum」是指只是於個人合一的最高成就。

然而，這一大學的理想主義概念，卻不能抵抗二十世紀科技於經濟迅速增長之挑戰。社會對大學教育的急切需求，把紐曼所言的大學精英主義轉變為保守及貴族的概念。納粹主義興起時，德國學術界表現得軟弱無力，或許是由於學術世界完全脫離了現實社會所致。因此，德國哲學家雅斯培之《大學理念》Karl Jasper: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1946）就是透過對大學意義的重新反思，對二次大戰後歐洲重建文明的直接回應。雅斯培指出，現代大學有四大功能：研究、敎導、專業教育與傳播文化 。

然而，自從上世紀六零年代以後，專上敎育迅速增長，大學教育的哲學理念雖然沒有完全失去意義，但兩者之間（大學敎育與哲學理念）卻似乎變得毫無關連。大學的普及化和社會的民主化代替了古典的精英教育。美國大學教育學家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以綜合大學（multiversity）的概念來取代普通的（university），就是因為現代的大學沒有一致的目標、結構，亦沒有所謂自主權，學生與學者之間更沒有共同利益 。（註二）

以上對大學理念歷史發展的簡略描述，至少表明一點：大學的概念依然未有統一的意義。但儘管如此，我們是否甘心接受大學只不過是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的實體？香港中文大學的改變只不過是轉換「老闆」，大學教授有「新」的合約規則而已！「白色恐怖」並不存在。如果我們真心遵守國安法，全面肯定和擁抱共產極權政權，一如段崇智所言，中文大學有更「美好」的將來！

明慧，果真如此？

待續

註二 ：有關大學理念的討論，請參考拙著《為人之學》（2021） 和《人文與通識》（1995）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