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三篇在本欄的文章，分別闡述了英式的自由專業傳統如何讓香港戰後走上良政善治的道路。當然，除了公共廣播服務、自由經濟政策和政府審慎理財、以及專業公共管治倫理之外，其他重要的英式自由專業範疇，例如法治與廉政等，也是建構香港良政善治的極重要支柱。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這些方面已有不少非常稱職的論述，我毋須在此重覆其中的解釋和道理。

英式的自由專業價值、制度和實踐、在戰後使香港成為相當自由開放的國際大都會。不過，英式的殖民統治並不是沒有大問題的。畢竟，殖民者和被殖者便存在著極不對等的關係。其精英家長式管治既是牢牢抓著公權力不放，也使到絕大部分非英裔香港人缺乏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機會和渠道，包括不容許香港人最終決定香港的命運。

不過，在這篇短文內，我無意詳細討論香港殖民統治的幽暗面。我在此希望提出的，是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間一個相當自由開放的大都會，除了得益於那英式的專業管治框架和制度之外，還涉及社會上眾多由下而上作出的努力和爭取。在今期這篇文章和下一期的文章，我會先後根據趙敬邦的《唐君毅與香港》和王耀宗的自傳《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這兩本著作，簡述戰後避秦南來的中華知識人，以及在香港逐漸成為中西薈萃的都會時成長過來的香港知識人，是怎樣用不同的方式，使香港變得更自由開放和文明。

中華傳統命脈的保存

在這裡讓我先談唐君毅先生。

唐先生是1909年於四川宜賓柏溪出生，是20世紀當代新儒家的大師。唐先生1949年決定離開中國大陸，流亡香港。同年在九龍佐敦碼頭附近與錢穆、張丕介等創辦亞洲文商夜學院。翌年將學院改組成為位於深水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1953年新亞書院成立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於1956年遷往土瓜灣農圃道校舍，並於1963年和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組成香港政府資助的香港中文大學。唐先生成為中大哲學系講座教授及第一任文學院院長。1969年唐先生出任新亞研究所所長。1974年從中大退休，專注辦理新亞研究所。先生1978年病逝於九龍塘寓所，享年近70歲。在生命中最後的差不多30年，唐先生在香港為現代中華文明的發展和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大家如果想詳細了解這位20世紀新儒家大師在戰後香港的耕耘，趙敬邦的《唐君毅與香港》是一本值得一讀的著作。

相信很多讀者都知道，當中國共產黨在內戰的主要戰役中重創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眼看共產主義早晚會席捲全國的時候，那些認為這根據西方激進思想指導的革命威權政權，會對中華文明造成不可彌補的破壞的中華知識人，不少選擇了流亡的道路，希望在大陸以外地區進行保育中華文明的努力，在文化花果飄零的局面下，盡力保持中華傳統的命脈，以接上適應現代社會的價值和制度。

在這方面，錢穆、唐君毅等，以及後來也移居來香港的牟宗三和徐復觀這些20世紀大師，在香港承傳儒家文化和教育命脈的努力，是中華文明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新亞書院以及新亞研究所，正是這大事中的重鎮。1958年由唐君毅草擬，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簽署，並在香港發表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宣言，是他們在這方面努力的標誌性表態。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殖民地的香港。

香港最可貴之處

我一向傾向認為，錢穆和唐君毅等選擇在一個英國殖民地創辦以恢復中華文明為己任的新亞書院，並非是偶然的決定。我相信他們深切明白，威權專政正是威脅甚至摧毀文明的因由。相對於海峽兩岸兩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權而言，香港雖然是英屬殖民地，但其比較自由開放的環境，正是它最可貴的地方，也使到新儒家大師們能發展出其思想文化的成就，並讓香港逐漸成為他們重新建立其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的助腳石。

趙敬邦在書中形容唐君毅在香港前後近30年在認識和認同上的改變，是很有意思的。趙敬邦說，起初，唐先生「明言其在香港並沒有根，而他們一眾流亡香港的學人所關心的……是中國；到後來告誡年青學生不要如前人衹把香港視為客居之地，而應該用所學知識以求香港社會的進步；再到晚年認為自己之得以來港或是天意仍希望為中國留下一些文化種子，坦言若沒有香港則恐怕連這點希望也告熄滅，甚至認為香港是為中國指引出路的燈塔」。

趙敬邦在書中總結唐君毅的成就與香港的關係時說：「唐君毅先生的人脈實極廣，其國際化程度可謂不亞於現今任何學者；至於成就他能得到如此廣闊人脈的條件，當然與香港長久以來的開放環境有關……唐先生等人為今後的中國學問當如何發展指出了一條出路：不開放、不放眼世界，注定沒有前途，而這一進路正是在香港這一孤燈下得出的。如果唐先生的成就不能離開香港，而香港的成功又有賴它的環境，則藉著對唐先生的事蹟更作認識，我們應能反省為何香港有堅持自身文化的必要，因這不但是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原因，其亦是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較為有利的一個做法。」

《唐君毅與香港》一書中談到創立新亞書院的人文關懷，以及創辦者對共產威權主義背後那唯物而非人化的思想和政治的擔憂，使他們在香港和在辦教育時不斷強調對極權暴政的批評，大力宣揚人和仁的教育，並主張中國文化是活的文化，有信心能和民主科學這些現代文明的價值相結合。

這批在香港為中華文明努力的大師在過程中遇上重重困難。他們之間有時也出現重大分歧，例如錢穆因為學理的原因拒絕了在1958年的文化宣言上簽名。在197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學改制時，唐先生和當時主事新亞書院的余英時因為對新亞和中大的辦學理念上的分歧，出現了嚴重的分裂。此等重大事件都不是這篇短文能充份處理的。但自由社會之可貴，正是容許嚴重分歧的出現和交鋒，並努力做到和而不同，同意大家雖然是道之不同，卻不損自由風範。

對香港教育的期望

《唐君毅與香港》也述說了唐先生對中文大學和香港教育事業的貢獻。唐君毅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定位和期盼，在今天看來還是很合時的。他認為香港中文大學首先要對香港負責，希望藉著大學教育提高香港市民的知識水平，改善香港整體的文化質素。唐先生更力促香港政府列中文為香港的官方語言。他更寄望大學畢業生離校後將所學傳播給大眾，打破少數人的知識壟斷，並主張大學應對學生開放，讓學生出席或列席大學的高層會議。更根本的說，他認為大學教育不光是專業知識的傳遞創新，更是育人的教育，讓人對世界、社會、國邦、生命、自己等有一整全的視野。因此，他堅持中大應該實行通識的「人學」。這也是為什麼中大是香港的大專界中最早重視通識教育的院校。

顯然，在唐君毅等大儒的影響、在新亞、中大的培育下，人的教育、開放的心靈、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現代文明價值的整合、以及那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在在豐富了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放、中西薈萃的都會，也影響了一批又一批在香港成長的學子。

王耀宗的回憶錄，紀錄了他在1970至1974年新亞和中大的學習如何在中西薈萃的環境下，促成他擁抱香港特色的自由開放，並以學問和行動，參與成就這個亞洲世界都會邁向現代文明的努力。我下一篇＜政治與人文＞的文章，會就此跟大家繼續再談。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