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筆下的西藏
(此文初稿寫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即金庸逝世後一日,最初刊於《立場新聞》,已不復存在,現趁今年金庸百年誕辰修改再刊。)
自己曾算金庸迷,兒時躲在被窩,用電筒看金庸小說,家母溫柔勸我道:「阿仔,瞓覺喇,聽日再睇啦。」不過我至今其實還沒把所有金庸小說讀完,最初是看《連城訣》,然後讀《射鵰英雄傳》,再也無法讀短篇,專攻他的長篇小說(指的是《天》、《射》、《鹿》、《笑》、《神》、《倚》這五套),部分更是反複去讀。(通常這樣一討論,有人就會說:「其實《書劍》也挺好看。」)
記得那時不單讀金庸小說,還會去找任何與金庸相關的延伸產品或作品來看,台灣曾經有山寨版《鹿鼎記》,像「同人志」的二次創作,書中說韋小寶長大後改名韋大寶,甚是滑稽;還有《笑傲江湖》的電腦遊戲,一打開時就有個極有氣派的動畫,旁白說道:「貴派劉正風與魔道中人勾結,莫大先生,你說該當如何處置⋯⋯」(那時要有 Cirrus Logic 影像卡及 Sound Blaster 音效卡才能播放。)
當然也找來不少金庸小說評論,最喜歡的是吳靄儀的《金庸小說中的男子》、《金庸小說中的女子》、《金庸小說中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而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系列,我就是一直覺得不好,認為他對書中角色評論不公。
被妖魔化的藏傳佛教人物
上世紀九十年代,《明報月刊》曾經有多篇文章探討為何金庸小說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大多認為沒有出色的英文翻譯。當時身為金庸迷的我,聽到這種解釋及說法,不假思索,全盤認同。
倒是來到西藏之後,才明白為何金庸不能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大中華式的武俠小說,本來就帶有文化及民族沙文主義,甚至是推崇極端及不合理的愛國及民族思想。站在華文文化圈,對不少橋段照單全收,但若以金庸小說描繪的外族角度去看,那種對其他族群滲透著的惡意,實在令人細思極恐。金庸筆下的藏傳佛教人物,總是與妖魔扯上關係。西藏喇嘛都成了戲謔對象,這種負面影響,或多或少,至今未止。
《射鵰英雄傳》靈智上人是西藏密宗高手,卻幫助金人殘害忠良,忠良當然也是大宋豪傑。剛出場不久,就用毒砂掌暗襲全真教的王處一,及後不自量力挑戰歐陽鋒失敗反遭制服,被歐陽鋒及周伯通當作人球投擲嬉戲,成了小丑人物。
《天龍八部》的大反派鳩摩智看似溫文友善,實質心胸險惡,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奸險暗算。跌落枯井,又因走火入魔,內功被段譽吸乾,毅然折返吐蕃,潛心學佛,才成佛教大師。
《神鵰俠侶》蒙古國師金輪法王(新修版則改稱為金輪國師),武功超卓,在金庸筆下,又是描寫成小器人物,被郭靖的降龍十八掌打退後,心有不甘,捉了郭芙作人質。最終敗於楊過和小龍女的玉女素心劍法,狼狽退場,郭芙得救。金輪法王用計誘拐郭襄,本來用以要脅郭靖,但郭襄天資聰穎,人見人愛,深深打動法王。金輪法王改邪歸正的橋段因郭襄而起,先是要收郭襄為徒,後來蒙古大軍圍攻襄陽,金輪法王本來要脅郭襄以震敵,但在郭襄遇險時又人性發作,用上龍象般若功來擊開火柱,當場斃命。
新修版的《神鵰俠侶》這樣描寫:「郭襄死裏逃生,撲過去扶起軟癱在地的國師,只叫:『師父,師父!』國師緩緩睜眼說道:『好,好,我終於救了你……』話沒說完,一口鮮血噴在郭襄胸口……金輪國師不住噴血,眼望郭襄,微微含笑,瞑目而死。郭襄扶在國師身上,又感又悲,哭叫:『師父,師父!』
「楊過見金輪國師捨命相救郭襄,對他好生相敬,向他遺體躬身行禮。黃蓉見愛女終於死裏逃生,不禁喜極而泣,心裏對楊過和金輪國師的感激當真難以言宣,忙將女兒拉起,緊緊摟住。郭靖、黃藥師、一燈大師、耶律齊等也均對金輪國師的義舉大為欽敬。」
金庸把金輪法王之死,寫得極為感人,但細心一想,其實就是以大宋為中心的狹義博愛主義,只能放諸於極為狹隘的時政空間才能有效。如果說郭襄的命是金輪法王捨身救回來,那麼蒙古國師的心靈救贖,就是來自漢人皇朝的南宋郭襄。
新修版洗白
金庸後來大概也察覺到小說中的民族沙文主義過盛,不單為金輪法王洗白,也嘗試為自己洗白。在新修版裡,金輪法王改為金輪國師,淡化其西藏背景,估計因金庸晚年潛心學佛,覺得把「法王」定性為反派不敬,在新版改稱為「國師」。
新修版前言裡,金庸有段自白:
「我(金庸)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韋小寶的父親可能是漢、滿、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角陳家洛後來也對回教增加了認識和好感。每一個種族、每一門宗教、某一項職業中都有好人壞人。有壞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壞的大官,也有真正愛護百姓的好官。書中漢人、滿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壞人。和尚、道士、喇嘛、書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個性和品格。有些讀者喜歡把人一分為二,好壞分明,同時由個體推論到整個群體,那決不是作者的本意。」
為了貫徹這種洗白的手段,在新修版的《射鵰英雄傳》,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惡〉裡,就加入了一段全新的文字,說的是跨民族的博愛精神。當時郭靖母親剛死,郭靖思考是非善惡、習武意義,金庸在文中多了郭靖的心路歷程:
「(郭靖心想)洪恩師甚至見到西毒叔侄這樣的大壞蛋在海裡遇難,也要出手相救。該做的就是要做,是中國人該救,外國人也是人,也應當救,救了之後對自己利不利,就不該理會。⋯⋯中國人有危難該救,外國人有危難也該救!該做就要去做,不可計算對自己有多少利益?」
讀到「該做的就是要做,是中國人該救,外國人也是人,也應當救,救了之後對自己利不利,就不該理會。」「中國人有危難該救,外國人有危難也該救!」這幾句話時,頗覺突兀,金庸太刻意為自己民族觀洗白,卻顯畫蛇添足,倒是符合現世代營造的「多民族共融」的意識形態及歷史觀。
一絲狹窄的局限
說回現代西藏,金庸小說改編電視劇,曾幾何時在拉薩大行其道。西藏朋友說,那時家中沒有電視,他們走到茶館看《射鵰英雄傳》。現在不少人說起香港藝人黃日華,也會稱他為郭靖。
不過與藏人朋友談起金庸,不少對妖魔化西藏的情節頗感不悅及不滿。藏人作家茨仁唯色說:「金庸小說寫藏僧妖魔化,當然很反感,以至於不愛看他的小說了,這是我的看法。金庸小說很流行,也拍影視多,實際上助長了妖魔化藏傳佛教和僧侶的風氣。」
金庸當年動筆的時候,也許對民族及宗教的敏感界線沒加細想,如果他寫作時有所顧忌,大概就不會有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作品,更不會有《笑傲江湖》。書中也不會有映射男生女相毛澤東的橋段。但如果有人問我為何金庸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我就會說,正正因為那種有意無意的文化及民族沙文主義,其作品縱然如何膾炙人口,總帶一絲狹窄的局限。
只是,現在要再找一位文人,能夠跨越那麼多華人圈中的年齡、邊疆以及政治界限,已經越來越少了。
照片:小時候用零用錢買了一套金庸小說,非常愛書,所以既包膠,又釘裝,過了多年,除了有些發黃,書頁完整無缺。在 2014 年清理舊物,把心一橫,將書送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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