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衍生的流散港人媒體,如何在困難和未明前景中生存?

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2002年開始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當時於全球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18位。2021年香港排名下滑至第80名;2022年再下跌至148位,屬於發展中地區的「艱難」狀況。今集《記.香港人》找來在香港的新聞及傳播學的學者、在台灣的《光傳媒》總編輯,以及在澳洲的《棱角媒體》總編輯,分享他們對現時傳媒生態的看法。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

「我們說的Diaspora 流散媒體,是指當有很多人離開一個社會去另一個地方居住,形成一個海外社群。這個海外社群自然會出現獨特的媒體需要,亦會自然地有媒體出現去服務這個海外社群,這現象在不同年代都會出現。譬如八、九十年代香港都出現移民潮,但那個年代整個政治生態沒現在般複雜,香港跟海外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亦沒這般割裂。因為香港媒體環境本身亦轉變得很厲害,香港媒體本身有的空間、自由程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壓縮。」

「所以我覺得一定有補足的可能性,固然如果香港的空間愈窄,或者香港愈少人去做各種報道的話,需要海外去補足的需要就愈大。」

梁嘉麗.光傳媒總編輯

「我認為大家都能理解,過去幾年香港媒體生態有很大的改變,幾間比較大的網媒和報章都相繼結業。我自己覺得出現了很大的缺失、像一個黑洞,不少新聞會沒被報道或是明顯少了多元性,角度比較單一。」

「我不說其他,只說媒體生態,那一點光那怕多微弱其實都很重要。因為在大家都努力奮鬥的道路上,其實大家都很孤單,很孤獨。如果你見到對方,或者見到遙遠處有一點光,那怕可能是微小的一點光,起碼你會覺得有人在同行。」

「很多人問我們怎去和其他離散媒體區分,怎去和香港現在的媒體去⋯⋯大家是否競爭對手。我自己覺得這個『黑洞』其實很大。要填補,你需要有多少間這般『蚊型』的媒體?只有三、四個人,就算你有十個人;以前蘋果數百個記者,600、800個記者的規模,怎去填補?怎樣也填補不了,怎樣做也做不到⋯⋯根本談不上互相競爭,所以關係是互相填補。」

潘麗貞.棱角媒體總編輯

「很多香港人和我一樣,感到責無旁貸要挺身而出。我們都有種責任,無論對香港,對香港人都有個責任。」

「如果媒體、在地的組織,大家都能發揮作用的話,每個國家裡的香港人社區,就可以凝聚在一起。雖然在每個國家之中,香港人是少數群體,但如果我們做得好,我們這個少數群體亦能發出很大的聲音。我希望能做到這一點,海外港人媒體主要以網上平台和社交媒體形式發放內容。」

「不只是我們媒體負上代價,生活在海外的每個人都會感到壓力。你看見香港發生了那些事,又或者在個別案件見到你海外做了一些行為,回到香港都會出事。當我們決定做海外媒體的時候,已預計一定要犧牲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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