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封信 12.2

明慧，西方的享樂主義以亞里士迪柏斯為源頭，中國的享樂主義則以楊朱為代表。根據先秦的典籍，楊朱的活躍年代在墨子之後，在孟子之前。他的學說曾經風行天下，孟子說過天下學說不歸於楊即歸於墨，可見他的學說可與墨家並分天下。其說後來慢慢式微，至今沒有留下親筆著述，其學說內容主要見於《列子》。

有言《列子》是部偽書，即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作品，經考證後大概認為是魏晉時代的後人偽託。因此，書中所述的楊朱雖然真有其人，書中內容卻難以保證是楊朱的真確言論。但無論如何，這不影響我們的判斷，因為我們重視的是理論，而不是年代考證。就算最後證實了《列子》所記的楊朱學說不是歷史上的楊朱所述，也不影響《列子》中的楊朱那套享樂主義的理論效力。歷史事實與哲學理論，我們關注的是後者，偽託之書不妨礙理論的強度。

重生貴己

楊朱的基本理論立場是「重生貴己」。「重生」，即是重視生命；「貴己」，即是強調自己。這個理論立場不是純粹的論斷，他有論證過其合理性：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對於生死問題早有明確立場。他指出人的生存狀態各有不同，故有賢人、愚人、貴人、賤人等差異，但是不論賢愚貴賤，有一樣東西是一致的，就是他們都會死亡。死了之後也是一樣，屍體都會臭腐，最後剩下白骨一副。生存的歲月縱有長短的不同，人亦有賢愚貴賤的差異，但是說到最後都是難逃一死。堯舜與桀紂雖然有仁聖與凶愚的分別，但是死後都是白骨而已。楊朱的信息很明確：人最後都會死亡。在這個前提下，他透露自己的立場：「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即是說，暫且以今生為樂趣，死後世界如何毋須談論。畢竟生命是短暫的，死亡是必然的，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活得快樂有趣才是要務。

這就是「重生貴己」立場的根本理論，楊朱的享樂主義就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他認為重視生命的具體表現，在於縱情享受各式欲求。他更將最重要的享樂分為四種：住屋、穿衣、飲食、色欲。他說：

「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楊朱所渴求的，無非是住屋、穿衣、飲食、色欲四樣事情上的滿足，於此之外再有所求就是貪得無厭，他稱那些人為天地之間的蛆蟲。換到今時今日這個時空環境，人的欲求也沒有什麼重大改變。有沒有人不追求上述四樣事情的滿足呢？

做聖人還是暴君？

純粹以理論說明難免抽象，於是他援引「子產相鄭」的故事說明他的理論。故事比較長，我姑且簡單說明一下：子產是鄭國有名的宰相，在他治下鄭國上下皆服。可是子產的兩名兄弟一個好酒，一個好色。好酒的公孫朝，積聚的酒足有千鐘，而且他喝酒的時候絕不過問世事，管他天下大亂大治；好色的公孫穆則盡攬天下美女，可以在家中後庭與美女共歡三月而不出門，尚且意猶未盡。

子產見情況不妙，問計於鄧析。鄧析就叫子產向他的兄弟述說「性命之重」與「禮義之尊」。之後，子產果然向兄弟述說一番儒學的大道理，指出人禽之辨在於人會思考，而懂得思考的才知道禮義之道，才不會耽於各式欲望，這樣性命方可得保。結果，兩兄弟恥笑子產的無知，其實他倆早經思索，現在的行為是思索後的成果。他們指出生難死亡易，而他們確知自己的樂趣所在，如果不在有限的生命享受快樂，那才是真正的愚蠢。禮義之尊都是矯情的人編說的鬼話，最重要的是知道快樂的所在。他們所擔心的，不是禮義是否得到彰顯，而是自己的肚皮容不下世間美酒，自己的精力享不盡天下美女。名聲對比快樂，根本毫不重要。

這種重視快樂多於名聲的觀點，遍佈整個篇章。楊朱又以聖人禹舜周孔與暴君桀紂對比，再次申明名聲之虛與快樂之實。舜、禹、周、孔均為聖人，生時奔波勞碌，死後雖有美名亦無法享用。他說：

「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生而無歡，死後加封什麼名號也好，就好像給枯葉獎賞一樣，再無意義。反觀桀紂兩位暴君，生前作惡多端，卻享盡榮華富貴，權傾天下，最後身死受盡天下罵名，但是死後的臭罵毫不影響他們倆人，就好像給枯葉懲罰一樣，亦無意義：

「彼二兇也，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在這個背景下，你會選擇做聖人還是暴君？做了聖人，就與玩樂無緣，吃喝亦成問題，而且任重道遠，肩負天下之憂；與聖人相比，暴君只需關心自己的逸樂，生前享盡天下之樂，死後已是另一回事。楊朱的信息很清楚，選擇做聖人是不智，選擇當暴君是聰明。背後的原因，在於名聲之虛幻，唯有利益與快樂才是實實在在的。

以我閱讀過的篇章，《列子‧楊朱》可謂享樂主義者的極致，它明顯反對哲學傳統的主流，無論是中國的儒、道、佛，還是西方的柏拉圖與基督宗教。對於楊朱來說，道德不過是矯情的表現，贏得的是虛名。只有生前的快樂是實在的，因為死後有無快樂並無保證可言。

難成為人生指標

楊朱的論證是否真的如此牢不可破？驟看之下，他的說法極具說服力，一生人短短數十年，如果不縱情享樂不就是浪費了嗎？事實上，中國人的思想雖以儒家為宗，但是落在庶民生活之中卻是切切實實的享樂主義。我敢宣稱，全世界所有民族都不及中國人那樣注重飲食。我曾經到過歐洲留學，最難吃的國家首推英國，其次就是德國。這是基督宗教影響下的遺風，因為基督宗教重視的不是此世，而是彼岸，故此人間的享受都及不上天國，基督徒甚至不應該享受人間的東西，因為這些欲望往往跟邪惡有關。食色之欲，在基督宗教都涉及到「罪」，也成為了「七宗罪」的其中兩項。

學者李澤厚指出中國人有別於西方「兩個世界」的觀念，我們只有一個世界，我們生活的意義就是在這個世界快樂生活。他宣稱中國思想以「樂感文化」為代表，注重的是此生之樂。這樣說來，享樂主義既有傳統根源，又有理論根據，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論說。

但其實問題沒有這樣簡單。享樂主義本身有各種理論困難，很難成為我們的人生指標。至少有以下四點我們可以考慮。

快樂為負面概念

第一個問題在於享樂主義者往往沒有區分欲望（desire）與欲望對象（object of desire）。舉一個例，如果我現在肚子餓，想吃漢堡飽，你給我一個巨無霸（Big Mac）我就會很滿足。咬一口，牛肉的油香與生菜的清爽混合得天衣無縫，這種口腹之欲的滿足應該不難理解。可是，到底是巨無霸本身讓我快樂，還是我對巨無霸的欲望得到滿足讓我快樂？想一想就能夠明白，如果我吃一個巨無霸會快樂，吃十個巨無霸是否就有十倍的快樂？顯然不是，而且吃了十個還會反胃，那不是享受，而是懲罰。因此，不是巨無霸本身令我快樂，而是我對巨無霸有欲望，這個欲望得到滿足，所以我感到快樂。

再舉個例，你將天下間的絕色美女用來引誘一般男人不難，因為男人往往對女人有欲望，但是絕色美女引誘不了一種男人，就是男同性戀者。理由很簡單，就是男同性戀者對於女人沒有欲望。在這個意義下，快樂是一個負面概念（negative concept）。人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則痛苦，得到了滿足則快樂，但是痛苦與快樂並非平等的，因為人肯定會有欲望，但是欲望不一定可以滿足，因此痛苦的情況遠遠大於快樂。而且苦先於樂，快樂只是痛苦的暫時免除。快樂之為負面概念，就是在「暫時免除」這點上說。

後來精神分析的始祖佛洛伊德對欲望的分析就很精彩。他指出問題所在不在欲望對象，而在於我們本身的欲望。欲望本身卻是難以言詮的，不像理性分析那樣可以鉅細無遺表達清楚。例如有些男人顯然愛上了某個女人，但他口裏說不；原來他愛上的是女人頸後滲出來的香水味，聞到這種氣味才有性快感，但是這個女人本身並不吸引他。佛洛伊德的學術貢獻，在於他顯示了欲望的複雜與瑣碎，這些都與我們的心理有關。欲望往往不是指向某個具體的對象，好像楊朱所肯定的「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一旦我們擁有了這四者，我們也不會滿足並就此快快樂樂生活下去。欲望會繼續以不同的方式刺激我們，楊朱式的享樂主義顯然是過份簡單了。

第二個問題是身體的限度。子產的兩兄弟好酒好色，他們也指出最大的問題在於自己的酒量與身體不足以享盡天下美酒與美女。很簡單，如果今天我請你吃鮑魚、燕窩，但你今日屙嘔肚痛。在這個情況下你可以吃什麼？屙嘔肚痛令你今日對鮑魚、燕窩完全沒有食慾，不是鮑魚、燕窩決定你有沒有食慾，而是身體有其限度，容不下無限量的快樂。子產的兩兄弟，如果一個肝臟有事，一個變成性無能，酒色對於他倆就由享受變得難以忍受了。這是我們身體的限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

「不朽」與「責任」

第三個問題涉及「當下」的理解。無論亞里士迪柏斯或楊朱，都肯定當下的快樂。所謂「當下」，其實是難以界定清楚的。我們說這一刻是「當下」，但是它立即就過去了。事實上，「當下」難免要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之下理解，脫不了跟過去與未來的關係。如果所謂「活在當下」就是忘記過去與否定將來，我們貪一時之快就後悔莫及了。後來伊壁鳩魯與斯多亞學派都指出，「活在當下」的說法是愚蠢的。

這裏可以有兩個說法：第一種是「人永遠都活在當下」，我們不能回到過去，穿越未來，所以說「活在當下」是無謂的講法，人根本不可能不活在當下；第二種是「人不能活在當下」，因為人的存在方式是超越於當下，而與過去、未來有聯繫，所以人可以規劃未來，也可以回憶過去，從而指導自己當下的生活。人是時間性的存在者，故此人的當下亦無隔絕過去、將來的可能。

第四個問題關於「不朽」與「責任」的地位。享樂主義者大都否定「不朽」的存在，關於這點楊朱表現得很明顯，他的享樂主義正是建基於「重生貴己」的觀點之上，否定了「不朽」的存在。如果真有不朽存在，死後有公義的審判，享樂主義者的下場應該十分慘淡，因為他們是不講責任的。對於他們來說，「快樂」是人生的目的，其他的人與事都是這個目的之下的工具而已。

好像楊朱所述的暴君桀紂，一般人有這種權力不講責任嗎？就算擁有，被推翻後的桀紂如果沒有身死，被活捉後的懲罰應該相當慘重。這樣的生活可算是快樂嗎？在人倫社會之中，一個不講責任的人，很難獲得什麼真正的快樂，因為他不會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在沒有信任的基礎之上，很多利益與享受都談不上了。再進一步説，享樂主義者是以所有事物作為提供快樂的工具，一切都是物質化，人和人之並不存在感情關係。這個「異化」現象，不單單是古典享樂主義者面對，也是現代消費享樂主義者同樣的處境！

明慧，如果追尋快樂不等於幸福的話，幸福究竟是什麼？這留待下封信和你再詳詳談。

新一年開始了，我們祈願平安健康，但我們仍説新年「快樂」！這是什麼意思？

凌漸

2024年1月初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