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兩則，一是中國元首習近平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稍為紓緩了緊張的中國與歐盟關係；另一則是中國通過了新的《反間諜法》，並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搜查及拘捕了多名與西方有關係的人，令外資企業在華投資風險驟增。

習近平會與澤連斯基通電話

習近平會與澤連斯基通電話的傳聞，在習近平出訪俄羅斯與普京會晤時就甚囂塵上，但不知何故遲遲沒有發生，使習近平出訪一事變成一面倒拉近與俄羅斯關係，使西方認定習近平是要與普京結盟共同對抗西方，而非充當中間人調停烏克蘭戰事。其後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說前蘇聯加盟國的獨立主權國地位未定，在歐洲引起一場外交風暴，歐盟國家強烈質疑中方立場，中國外交部急忙澄清。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與澤連斯基談電話約一小時，而事後澤連斯基對通話又給予正面評價，便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緊張的中歐關係。

不過，從澤連斯基與習通話後的對外發布來看，無論北京是否介入，烏克蘭與俄羅斯暫時還不具備條件重返議和談判桌。澤連斯基只是爭取中方理解和尊重烏克蘭的立場，即烏克蘭不接受以領土換和平，和談必須以1991年烏克蘭獨立時的彊界為基礎，即既包括去年被俄軍侵佔的烏東領土，也包括2014年被俄羅斯奪去的克里米亞，以及請求中方協助向俄羅斯施壓，促使俄方加快遣回逾萬名被擄的烏克蘭兒童和戰俘，並不涉及任何俄烏會談的實務安排。俄國其後發表的聲明也顯示，俄方認為烏方主張等同拒絕政治談判，俄方會繼續達成特別軍事行動目標。

換言之，中國的外交斡旋只是做到與俄烏兩國最高領導者都能直接溝通，為日後時機成熟時介入促成和談奠下基礎，對烏克蘭當前戰局暫時沒有影響。這次外交斡旋，更大的作用在於向歐盟表明，中國有誠意紓緩歐洲局勢，並非一面倒親俄挺俄，向普京提供各種支援，助他欺壓烏克蘭。假如中國能守住這條界線，不向俄羅斯提供軍備或民用轉軍用設備，則烏克蘭的親華姿態（包括對華發表正面講話、重派駐華大使等）便有價值，歐盟諸國內部的親華派（如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有發言空間，否則歐盟可能會走上全面敵視中國的軌道。

新修訂《反間諜法》

另一方面，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於4月26日通過了新修訂的《反間諜法》，今年7月1日起實施。新法把「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列為間諜行為，並加增了對受查人士傳喚提供資訊、調查其財產信息、查取相關數據、限制出入境等執行權力。其實，原有的《反間諜法》於2014年訂立，實施了還不到十年，便作出大幅增訂，條文數目從40條大增至71條，對外傳達的政治信息很明確，就是針對美中脫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強圍堵遏制中國，中國要加強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的鬥爭。

過去反間諜法針對的是替西方當間諜刺探中國機密的行為，如今擴大至針對替北京指認為間諜組織工作或提供服務的人，這些人可以完全沒有涉足刺探收集情報給西方，但在新的《反間諜法》罪下，仍然可以失去人身及財產自由！

而且，何謂間諜組織，從來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過去曝光過的中國處理間諜案顯示，好些與外國或台灣的政黨有連繫的基金會，或者境外大學安排的研討會，被告人參與撰稿或出席發言，都被指為向境外情報組織洩露國家機密。近日曝光的幾宗相關案件，如知名日本企業安斯泰來製藥駐中國日籍高管被指從事間諜活動被拘留、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李延賀）被帶走受調查、中國黨媒《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董郁玉去年與日本外交官午膳時被帶走，後被指涉間諜罪，涉案人在所屬的商業領域、文化出版領域、新聞評論領域，與相關業界或官方人士交流，都被提升至危害國家安全的間諜罪層次。

這些矚目的個案令所有替境外駐華機構工作，以及與境外人員交流，都變成高風險活動。唯一的自保辦法，就是投靠中國安全部門，成為替安全部門監察外方的眼線，定時進行匯報，這樣一來，所有境外機構的駐華人員都將活在嚴密監視之下，機構僱用的華籍人員，甚至日常工作接觸的對象，都可能向安全部門報告，反間諜法的無形影響，實際上將會比法規條文及執法行動更廣泛更深入。

替中國帶來巨額資金和重要經濟貢獻的境外機構，在反間諜鬥爭的政治浪潮中，會否獲得較寛厚的對待？從近日曝光的幾宗涉經濟及金融機構案件來看，答案是否定的。

四月底，美國知名管理顧問公司貝恩證實，中國警方對其上海辦事處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查，並突擊搜查了貝恩的上海辦事處，取走了一批電腦和手機。《金融時報》對這則新聞的報道提到，消息加劇了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的擔憂，北京可能針對美國把一批華企列入限制交易名單，採取報復行動。

今年三月，從事盡職調查的美國企業 Mintz Group（美思明集團）的北京辦公室也遭到搜查，五名中國籍員工被拘留，中國當局指他們涉及非法活動。盡職調查是針對上市公司或準上市公司的商業審查，目的是向投資者提供詳實的風險報告，利便募資活動進行，盡職調查公司被中國官方調查，自然牽動西方金融界的神經。中國歐盟商會於四月下旬便發表聲明，回應連串執法行動說，中國正在積極恢復商業信心、吸引外國投資，這時候採取這些動作，發出了非常複雜的信號。

為了自保，有不少外國企業在派遣人員赴華進行商務活動前，會指示赴華人員不要攜帶包含公司機密的電腦或手機，以免被中國當局搜查扣押。更多的美國及歐洲企業採取分散風險措施，把可以轉移的生產線和營運部門撤離中國，搬到亞洲其他城市，只保留為向中國市場銷售而必須存在的單位及人員，營運數據亦即時備份存於境外。

新修訂的《反間諜法》雖然不直接適用於香港特區，但對香港即將進行的23條立法會有影響。據《星島日報》報道，新任港區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香港回歸多年，年青一代未必能辨識何謂間諜活動，她擔心有人打著「教育交流」旗幟進行間諜活動，她在人大常委會議上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可加強各省市地區政府對中小學進行反間諜宣傳，增強民間反間諜意識。至於內地《反間諜法》是否有部分內容適用於香港，她指在香港間諜是「水銀瀉地的多」，特首李家超和保安局長鄧炳強是專家，她不方便越俎代庖作太多評論。這訪問顯示，反間諜立法很可能成為香港23條立法的內容之一。

▌［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