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及立法權被壟斷、操控下，司法機構極易受威權主義與政治干預所攻擊和影響，令司法獨立被動搖、法官被用作成為剷除政治異見的工具，最終令公眾對法庭作為履行公義的角色，逐漸失去信心。近年，國安法的定立、國安委及行政長官的決定，都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帶來極大的挑戰。面對只可由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法院的管轄權被限縮，以及個別法律原則在國安法下被逆轉或重新定義，香港法院一直逆來順受，沒有提出強烈異議，並強調法院不會介入政治。

在地球另一端，波蘭的法官們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做法，他們在過去數十年以不同方式進行司法抵抗，應對他們在司法領域所面對的法治威脅，並向公眾展現出維護法治與人權的決心。

1980年的司法團結運動

波蘭的司法抵抗並非只在近年興起，其歷史可追溯至1980年代。當時，波蘭仍在共產政權的高壓統治下，法官們曾以各種創新方式表達對政權壓迫的不滿。

1979年，當時波蘭共產政權指控法官雅采克‧安布羅齊亞克（Jacek Ambroziak）攜帶禁書入境，對他提出紀律處分。儘管最終雅采克法官被判無罪，此案在司法界引發反對聲浪，法官們以出席紀律聆訊表達支持，並促成全國性的法院「團結工會」運動，由司法人員組成的組織相繼成立。

這場司法人員的「團結工會」運動甚具規模，在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法院內的「團結工會」運動便擁有600名成員。參與運動的法官更不理管理層的反對，在各大法院內外，佩戴象徵國家主權與自由的白紅臂章，以表示他們的抵抗。法官們並組織全國法律論壇，推動探討司法獨立的問題，以及積極參與有關司法行政的立法倡議。他們還組織選舉，選出華沙地區法院院長。這場運動的立場與行動，為波蘭法官在日後為回應法治威脅而進行的抵抗，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精神支柱。

此外，在1981年至1983年的戒嚴時期，法官們對政治案件的裁決展開抵抗，例如在可能的情況下，以證據不足為由宣判被告無罪，或考慮減輕情節，判處非監禁或較輕的刑罰。當他們被安排在由親政權法官主導的合議庭時，則撰寫異議意見。此外，他們拒絕簽署效忠宣言、拒絕退出「團結工會」、辭去職務，甚至選擇辭職。他們挑戰法官被革職的合法性，公開聯署支持被革職的法官，並在紀律法庭中為法官同僚辯護。

2017年的司法獨立危機

雖然波蘭在90年代開始逐步發展成民主法治國家，但這不代表司法獨立及法治可以成為永恆的價值，不受挑戰。

在2017年，波蘭出現了一場憲制及法治危機。執政黨以立法方式對負責建議法官人選的國家司法委員會進行改造。在此之前，25人的委員會包括15 名由法官經互選產生的法官成員、6 名國會兩院的代表，以及總統、司法部長和兩個最高法院的院長。然而，執政黨將這些法官成員的任命權轉移至國會，令國會合共掌握了國家司法委員會內任命21名成員的權力。此舉引發了國內外對波蘭司法獨立被削弱的憂慮，質疑執政當局企圖藉法官的任命左右司法裁決。就此，部分法官紛紛採取抵抗行動，抗議政府的做法，包括發出聯署聲明、發起抗議集會、提出訴訟，部分法官更集體公開表態，拒絕與政治背景色彩濃厚的法官共同審理案件，以此質疑制度的合法性與公正性。

這一集體抗爭不僅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關注，也對政府的司法改造工程構成實質壓力。此外，亦有法官選擇在判決中提出異議，以及以判詞直斥政府施行的法律程序缺乏合法權限，直接拒絕認可有關程序的正當性。這類判決不僅表明了法官在面對不當政治干預時的勇氣，更激勵其他法官挺身而出維護司法獨立。

為捍衛司法獨立，部份波蘭法官更學習利用社交媒體、線上直播以及網絡請願等方式接觸群眾，將自身抵抗政府壓力的實際行動與思考公開分享。這種以數位平台為媒介的抗爭形式，不僅使國內民眾能夠及時了解司法界的動態，也使國際社會迅速聚焦波蘭司法獨立的議題，形成跨國界的法律與輿論支援。

在2024年4月，波蘭國會通過法案，回復國家司法委員會法官成員以法官互選產生的方法，若法案最終獲總統通過，代表這場追求司法獨立的抗爭取得重大勝利。

誠然，法官的角色在於裁判司法訴訟，他們並有義務維護法律，這要求法官保持獨立，並超然於政治紛爭之外。然而，波蘭的經驗說明，在某些時刻，法官可能不得不走出法庭，拋開被認為的超然立場，直接介入公共領域，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價值，例如憲政原則、民主法治和司法獨立，法官需要偏離甚至無視現行法律，為了公眾利益而作出抵抗，以行動為社會帶來改變的希望。

參考資料：

All Rise: Judicial Resistance in Poland, by Marcin Mrowicki (2024)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all-rise-judicial-resistance-in-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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