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溫哥華街坊會」的行山活動上認識Bhavik。參與者多是幾年間落腳溫哥華的香港人，大夥兒在Seymour山上拉成長長的隊伍。那些話語碎片散落山頭，旋律高低起伏，節奏緊促跳躍；都是流落異鄉的港式廣東話。印裔的Bhavik加入了這幅豐富的聲音畫布。 「我之前唔係咁鍾意學語言，但係宜家唔單只想練好廣東話，仲好鍾意講。佢嘅聲音好好玩，好explosive（爆炸性），其他語言冇咁特別。」Bhavik的廣東話說得慢但清晰，除了夾雜了幾個零星的錯調外，稱得上道地。他在溫哥華出生，是移民第二代，平日在家用英文和印度母語Gujarati夾雜着溝通，原本沒打算學第三種語言，沒想到2018年加入一間香港人開的電子公司半工讀，天天被新語言轟炸，從此打開了廣東話耳朵。他突然發現，自己已在不知不覺間撿到幾個單字，像是「一二三」和「呢度、嗰度」。他自忖如果用心學、趁機學，應該會學得快，於是報讀廣東話小組，一學就是兩年，愈學愈喜歡，「譬如我都幾鍾意成語，好多時會講『言出必行』，我又鍾意講『落狗屎』，因為溫哥華冬天成日落雨，好有feel。」 有趣是，Bhavik說不同語言時，自我感覺會產生微妙變化——說廣東話時直腸直肚，「有嗰句講嗰句」；說英文時禮貌周周，從不爆粗；Gujarati介乎兩者之間，也是親人間獨特的話語。Gujarati是印度廿二種官方語言之一，在溫哥華說的人少，Bhavik只在家裡說，所以說不流利。對他來說，最能表達心意的不是母語，而是英文；但他視英文為溝通工具，沒建立起情感結連。Bhavik真正放在心上的，是廣東話，「將廣東話學到呢個程度，係我其中一個好大嘅achievement（成就），我用好多力氣去維護佢，想要投入呢種語言嘅生活。我唔想退步，所以同人傾偈好重要。」...

這一波移民潮和過往到世界各地旅居的港人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十分刻意強調自己來自香港的身份。而這一點，最少在歐美社會，又明顯是和從中國大陸出去的移民相對應。上篇提到離散港人在歐美遇到當地人用「nihao」來跟他們打招呼時會感到不舒服，反映的正是這種轉變。有些朋友甚至會刻意提醒對方自己來自香港，母語是廣東話，然後再教對方兩句廣東話的髒話來緩和氣氛。 香港的本土身份認同一直和中國大陸相對應。從《網中人》的阿燦到《表姐，妳好嘢！》中的表姐，香港認同一直建構在「和中國不一樣」的基礎上：香港是現代、聰明、勤奮；中國是落後、死板、懶惰。這個中港之別實際操作上當然一直有轉化，例如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後，對中國的負面刻板印象便從貧窮變成暴發戶；在八九民運中，中港差距則被演繹成「香港人是帶領中國走向自由的中國人」；到了近年，本土主義之下則有不少香港人索性宣告自己「不是中國人」。 不過，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過去港人到了歐美生活，又不會把界線分得那麼清楚。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條界線在歐美社會的處境中本來就不是那麼明確。過去很多海外華人來自華南沿岸地區，到達歐美之前也很可能曾經在香港停留，無論生命軌跡到語言與飲食習慣都和港人很相似，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感到很大必要為「海外港人」另樹旗幟。 政治影響力 二零一九年的抗爭浪潮，和隨後的港人移民潮，大幅改寫了港人離港後的身份認同。這一波的移民不少有極為鮮明的政治立場，不單止希望和中國政府劃清界線，也不希望被稱之為「中國人」。本來在日常的英語溝通當中，華人和中國人都會被簡單稱為 Chinese ，但許多港人明顯不接受這個混淆。有港人移民為子女填寫學校表格時，刻意不挑選表格上已有的...

收看節目 香港政府申請禁制令，欲禁止《願榮光歸香港》傳播。究竟禁歌可行嗎？薯伯伯就發現粵語獨特之處，就是可由文字推敲其旋律。他以填詞人梁栢堅改詞的「遊客食杯麵」、二次創作者晴天林的「安心出行」為例，並親自演繹數字版的《自由花》，提醒政府禁歌禁旋律必會涉及極多的灰色地帶，甚至即使有人大叫一聲「何議員」也分分鐘惹上官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