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國債息率上升，意味美、英、日等多個國家的舉債成本顯著增加，財政預算面對沉重壓力，通脹威脅亦與日俱增。而俄烏及美伊兩大熱戰戰場，形勢也愈發惡劣，難以降溫。 美伊戰火的第二波衝擊 《華爾街日報》周三的頭條報道，對當前全球債市息率上升有頗為詳細的分析。該報道指出，日本10年期債券孳息率升至3%，是1996年以來首次到這水平；英國30年期債券也升穿5%，是1998年以來最高水平；美國10年期聯邦政府債券也升至4.8%，重現2025年1月的高位。債息大升對全球政府和消費者都有巨大影響，借了按揭的置業者、欠了信用卡的消費者，以及許多債台高築的政府尤其深受衝擊。 報道指出，這次全球債息上升，最新的導火線是伊朗戰火重現，國際能源價格居高難下，通脹預期升溫，以至國際上的債券投資者要求更高息率回報才買債。此外，美國多家科技企業爭相發行企業債，集資推動人工智能發展，也攤薄了市場對政府債券的需求。同時，債息走勢反映投資市場預期，美聯儲今月可能要加息抑制通脹，而歐洲央行、日本央行、澳洲和紐西蘭央行等也會相繼加息。 換言之，今年二月底美國對伊朗發動戰爭，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導致整個中東地區能源及大宗商品出口嚴重受阻，第一波經濟衝擊是刺激國際油價急升，不少大宗商品也逐步漲價，引發全球多國通脹壓力加劇。現在半年過去了，這股衝擊進入了第二階段，通張壓力持續上升，能源價格居高不下（國際原油每桶仍高達94美元），引發環球債券息率節節上升，嚴重影響美、英、日、法等國的財政能力。這些國家將要支付更高的發債成本，債務開支佔政府開支預算佔更高比例。 以英國為例，《每日電訊報》便以債市不利新首相為題，指債息上升令貝安德新政府的秋季財政預算面臨140億英鎊的缺口，他將要透過削減開支或加稅來填補缺口，才能保持金融市場穩定。 國與國之間開戰後難抽身...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落幕，全球債券市場隨即再掀巨浪，各國國債收益率普遍回升。其中，指標性的日本十年期國債（JGB）收益率自1996年以來首次衝破3%大關。在美國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公開放話希望日本升息後，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旋即釋放鷹派訊號，重申將維持加息路徑；甚至有審議委員表態，不排除單次加息2至3碼（50至75個基點）的激進選項。然而，即便日央行拋出強硬立場，十年期日債收益率僅由3.027%高位微幅回落至3.003%，反映金融市場對當局控制通脹的決心與能力依然深懷疑慮。 表面上看，日債收益率攀升不過是日本央行在通脹壓力下走向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又一步驟；然而，回顧過去數十年日本央行的「血淚史」，這實質上是日本自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啟動「超寬鬆貨幣試驗」的終章。 《廣場協議》 要理解日本今日的困局，必須重回1980年代初期的全球地緣經濟大局。當時美國在列根（Ronald Reagan）政府執政下，實施「大幅減稅」與「擴張國防開支」相結合的寬鬆財政政策；與此同時，美聯儲主席沃爾克（Paul...

住倫敦的朋友笑說探他要到印度去。這是一個笑話。他住的地方位於倫敦西部，叫紹索爾（Southall）。考古證據顯示，紹索爾（Southall） 的歷史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Palaeolithic），這片土地曾先後被稱為 Sudhale、Southalle、Hesse-cum-Southall、Southolt、Soutnoor、Southwould，最後定名為 Southall。由樸素的小村落發展成工業時代的城鎮，如今也是大倫敦（Greater London）的一部分，在行政規劃上屬於伊靈（Ealing）自治市。 口裏不說，但心裏的確感到像去了新德里那樣，我們品嚐了素食咖哩，然後走大街看印度婚嫁衣服、核心區難見白人，而印度廟、錫克廟處處。回家看資料，才知這裏被稱為「小旁遮普」（Chota Punjab...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25年前到過曼城，25年後再次來到這個地方，今次身邊多了媽媽，也多了孩子。這次來曼城，目的非常清晰——尋找香港味道。還未出發，我已經忙着訂位、查營業時間，又怕食店剛好休息，心裏盤算着怎樣在短短三日之內，盡量把香港味道一一吃回來。 生活感 第一站，是一家很有名的咖喱豬扒飯店。雖然一早訂好位，但因為塞車，我們還是遲到了。抵達時店內早已座無虛席，老闆卻沒有半點不耐煩，反而很體諒，盡快替我們安排座位。老闆看起來很年輕，但看着他不慌不忙地落單、收錢、執枱、出餐，一個人把店裏大大小小的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令我有一刻像回到80年代的香港。...

這幾年在香港城市大學退休後，我返回英倫定居，和太太以及一些退休朋友多了不少機會和時間，可以仔細在地的好好認識倫敦這個人文歷史極度豐富的大都會。 由於英國是第一個創立現代工業文明的強國，因此，在這裡常常能找到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性的足跡。加上英國在過去百多二百年來稱得上是中華地區尋求富強和現代啟蒙的一個重要參照座標，通過在英倫的觀察和比較反思，反過來也可以加強我們這些來自中華文明地區的人的自我認識。 今年六月中，我在倫敦主講了一個以「英式自由專業傳統與戰後香港管治」為題的講座，並在六月底和參加者舉辦了一次「自由思想倫敦導賞遊」，參觀了19世紀自由思想家 J. S. Mill （穆勒）...

暑假總是以一種奔放的方式展開。日子鬆開來，節奏慢下來，生活像被放回一個更自然的狀態。從學期的早睡早起，到暑假的晚睡晚起；從被時間表牽著走，到每天的步伐可以自行決定；從課堂的要求與群體的節奏，到心理上不再需要時刻保持警覺。這種轉變並不是小事，它像是把一個人從公共領域抽離，暫時放回私人世界。身份鬆動了，節奏輕散了，心也跟著輕鬆了。 然而，暑假越是鬆散，開學前的那一點焦慮就越容易浮現。這種焦慮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慢慢累積的。它從某一天開始出現，可能是你忽然想起早上催促孩子起床的模樣，想起學校和課室的佈置，想起學生的行為和眼神，想起要重新面對那個生活秩序的感覺。也可能是在晚上某個時刻，你突然意識到，自由的日子快要結束，而你又要回到一個更緊湊、更有要求的世界。 港英不同的焦慮 如果你有這樣的感受，那是正常的。開學前的焦慮並不是教育造成的，它是人類思想本能的延伸，是我們用來面對不確定時的生存機制。人類會提前想像未來，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從而做好準備。這種能力讓我們能在生活裡保有安全感，也讓我們在變化中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焦慮其實是這個系統的正常運作，它提醒我們，要有所準備、要重新調整，才能讓我們「生存」下去。 但焦慮也有它的陰影。當想像過度就會失去平衡，焦慮就變成恐懼。恐懼讓人不想面對，也不想踏出任何一步。雖然制度不同，生活文化各異，但這些心理現象都是一致的。從前在香港教書時，開學前的兩三週總是特別繃緊。老師們會有開不完的會議、寫不完的規劃，製作不完的教材和備試練習；有些同工甚至在開學前一段日子就開始失眠。那種焦慮帶著一點「要迎戰」的味道，是節奏太快、要求太高而自產生的緊張。 而在英國，焦慮的形狀則完全不同。這裡的節奏看似輕省，制度較為彈性，但開學前的那一點不安卻同樣存在，只是換了另一種面貌。學生在開學第一週不敢上學、怕出門、怕面對人事物的情況並不少見。不是因為要求太高，而是因為自由太大，責任太真實，群體的存在感太強烈。這裡的焦慮不是「怕做不好」，而是「怕重新被看見」。那是一種從私人空間回到公共世界的遲疑。 無論在香港或英國，人心在面對「開始」時的震動都是相同的。只是文化替它換了不同的外衣。在香港，它是一種繃緊的準備；在英國，它是一種遲疑的過渡。但無論是哪一種，焦慮都在提醒我們：新的節奏要開始了，而我們正在調整自己的步伐。...

從歐洲乘船前往非洲，離開英屬直布羅陀後，轉往附近的阿爾赫西拉斯（Algeciras）碼頭登船，抵達摩洛哥丹吉爾（Tangier），船程僅需 90 分鐘，與香港往澳門相若。踏足摩洛哥後，首個念頭竟是：這裡真的不像非洲！ 此話多少帶有刻板印象，但甫一下船，只見碼頭燈火通明，街道平整如鏡，全無半點泥濘坑窪。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近年大力推動「丹吉爾大都會（Tangier-Metropole）」計劃，斥巨資改善基建。旅館位於舊城中心，入夜後漫步其中，竟絲毫不覺擔驚受怕。我提到這裡不像非洲，大概是對非洲的印象總是道路破損、燈火昏暗，這究竟算不算歧視？我想，若是憑空捏造，那是歧視；若是如實描述，那便是觀察。 除基建外，另一件令我覺得摩洛哥頗「非非洲」的事情，是與食水有關。話說多年前我參加尊者達賴喇嘛的時輪金剛法會之後，改變了購買樽裝水的習慣，盡量避免飲用膠樽裝礦泉水或蒸餾水。每到達一處新地，總會先詢問當地人：水龍頭的水能否直接飲用，抑或需經處理方可飲用？ 在埃及，當地人叮囑必須煮沸；在突尼西亞，當地人甚至聲稱煮沸後亦不宜飲用，雖然對此說法半信半疑，但我堅持了十二年的「拒飲樽裝水」的實驗，終究在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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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主席沃什（Kevin Warsh）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上放出強硬鷹派講話，明言若通脹未能快速回到貨幣政策目標，聯儲局便「仍有工作要做」。他能否替自己、也替美聯儲挽回幾分信用，答案至少暫時是肯定的。 清晰的政策底線 市場最喜歡央行行長說話清楚，卻又最怕他說得太清楚。沃什這次顯然交足功課。在Jackson Hole逾3500字的講稿裡，他一改央行「少說話」的主張。上次FOMC記者會後，沃什被批評立場含糊，既沒有清楚交代通脹前景，也沒有說明在什麼條件下會加息。這一次，他拋出一個相當清楚的政策底線。 沃什坦言，聯儲局必須確信，潛在通脹正清晰而且以足夠快的速度走向2%；否則，「仍有工作要做」。央行術語向來九曲十三彎，這句話卻已相當接近白話：通脹若不合作，加息的傢伙仍放在桌上。他更特別強調，價格穩定目標是以PCE物價指數計算的2%通脹率，而短期利率仍是聯儲局實現雙重使命的主要工具。換言之，美聯儲不會因為金融市場、長債市場，甚至白宮有所期待，便另闢蹊徑，以擴大資產負債表代替利率政策。...

一、兩部電影 上篇從寇比力克的《2001太空漫遊》說起，到近來兩套談同一個故事的電影，兩者相隔幾十年。我先看的是烏貝托．帕索里尼（Uberto Pasolini）的《歸來》（The Return，二○二四），成本只有兩千萬美元的小片，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一個神[1]。過了些時候才看諾蘭的《奧德賽》（The Odyssey，二○二六）[2]，兩億五千萬的製作[3]，海、風暴、女巫、冥府一應俱全。兩部談的都是「nostos」（回鄉）。看完之後我發覺，兩位導演在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他們都不肯讓奧德修斯凱旋。 兩部改編在兩年之內出現，這件事本身值得想一想。歐洲重新有了戰爭，中東亦戰火不斷，世界各地的流離人口是二次大戰以來最多的。荷馬那個關於打完仗的人怎樣回家的故事，於是重新變得切身。 二○一四年我在中大通識課上講過《奧德賽》，那一講的結論是，回家是另一種考驗的開始，在某些方面比在海上漂泊更難。那時我說這句話，是說給剛進大學的十八歲學生聽的，帶著一點文學課的味道。十年之後我坐在英國一間戲院裏重看這個故事，才知道當年說得太輕鬆。講堂上的一個論點，今天成了我自己每天在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