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一百多年前,許多中國學生走到世界各地留學。他們親身體驗中國和外國的差異,並把外國的科學發明以至社會制度帶回中國。很大程度上,留學生曾經是中國推動民主共和體制的重要支柱,許多革命義士都是留學生出身。來到今日,又見到數之不盡的中國留學生到世界各地留學,卻見有小粉紅學生反客為主,要求當地學校按他們的意識形態授課。到民主國家留學,是否必然會變得更為自由化?上個月的《英國政治學刊》剛好有一篇文章討論到這個問題。追蹤近 1,000 名在中國及美國讀大學的中國學生四年。他們發現,留學美國的學生確實較自由派,但不應完全以留學經歷作為解釋。他們發現差別原來在出國以前就存在,會選擇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本來就比留在中國的同齡人的社會觀念較為開放、更支持自由市場,民族主義的傾向也較低。所以留學美國的學生較為自由派,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選擇的結果。◾香港內地生情況以前在香港的大學教學,碩士班有九成的學生都是內地生,我的經歷和論文所述相呼應。不過也有一點值得補充:自我選擇的過程可以十分細緻,而且隨時間改變。例如過去嶺大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學生曾經和一系列香港的本土社會運動連結,許多社運人士都是課程的學生或畢業生。後來課程開始招收內地生,這些學生也大概知道課程的「品牌」,我遇到的內地生都明顯比較有批判思考、渴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環境探索自我。不過,現在香港已沒有高調的本土社會運動,社會環境的自由度也大不如前,「品牌」色彩會隨時間消退,課程能否繼續吸引同類型的內地生就變成挑戰。又例如我曾經在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多年,記得在2010年剛開始任教的時候,接觸到的內地生都是來自中國大陸最頂尖的大學,他們對香港社會也充滿好奇。當然,會來中文大學讀新聞的學生,本身也有一定的人文關懷。但到了2014年開始,我發現生源明顯改變,最好的學生都去歐美了,來上課的不一定是中國大陸一線學校的畢業生。與此同時,隨官方鋪天蓋地的「反佔中」宣傳,中國大陸對香港的社會印象走向負面,接觸到的內地生不少不再以學習的角度來觀察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制度分野。有些小粉紅學生,亦不會介意讓老師知道自己是小粉紅。來香港的目的,更大程度上是要為履歷鍍金而已。到了後疫情的年代,來到中大讀新聞的內地生卻又變得不一樣了。首先,也許是因為國際環境的改變,中國大陸的學生要去歐美變得困難,於是香港碩士課程的生源又相對變好。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疫情封控對年輕人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白紙運動」在許多人心中埋下了對體制懷疑的種子。當他們來到香港之後,儘管面對的是相對2019年之前已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仍然會十分重視香港社會和中國大陸的差別。中國大陸在疫情期間的震盪為他們帶來疑問,而留學則為他們帶來回答疑問的機會。◾經歷帶來的改變這兒就回到文首所說的那篇論文。研究發現,在 2022-23 年間,無論中國大陸還是去了美國的學生,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支持與國家認同都有下降,但去了美國的留學生下降更多。換言之,如果留學生本來就對中國大陸自信滿滿,則很可能會輕視在外國所見到的不同的事物;但如果學生對中國大陸產生了信心動搖,則留學的經歷有可能成為思想改變的契機。當然,所謂改變,不一定就是走向自由化。留學生不是以一張白紙的狀態去留學的。來自專制社會的留學生,在出發前已積累了許多對自由社會的想像。這些想像可以是來自從小到大的負面印象,也可以是主觀幻想的理想化圖像。當到了一個真實的自由社會中生活後,第一次有日常生活層面的種種不同經驗,見過選舉、抗議和開放的媒體,有機會使用到政府的服務,和警察打交道,甚至是課堂中經歷到不一樣的教授與學生的權力關係,才能產生不是那麼抽象的比較基準。有些時候,如果這些經歷變成到埗後的水土不服,反而會產生抗拒反應。例如當留學生經歷種族歧視、排外、又或當地媒體對母國的負面評論,便很容易產生起防禦情緒。不少留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歷:以前會批評自己的國家,但外國人批評它時,又覺得要替它辯護。最後,留學的經歷到底會帶來多大的改變,也要看這個經歷有多完整。如果只是物理上離開了,生活上卻沒有離開,沒有和本地學生交往、參加學生組織和政治討論,主要生活在同鄉圈子裡,明明可以用google卻繼續用百度,活在所謂的「自帶牆」當中,那就沒有多大意義了。說起來,香港人移民之後,又有多少人會主動看當地傳媒的新聞報道呢?▌[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

  • 英國是個重視社區的國邦,對社區發展的歷史、文物的保留、地方的特色,很多時都會著意的保存、整理、研究和保護。 上個月,我在本欄撰文介紹倫敦 East End(東區)舊唐人街所在地的 Limehouse(萊姆豪斯)和Poplar(波普拉)等地區時,提到由於二戰時這個碼頭貨倉區受到德國空軍的猛烈轟炸,大部分原有的建築和地標損毀嚴重,戰後的重建發展使該區變得和戰前面貌全然不同,原有的華埠也由於原居民的四散而消失。 ◾有血有肉的前人足跡...

  • 週一,西班牙總理桑切斯(Pedro Sánchez)宣布提前於11月29日舉行大選,引發這場政治風暴的是房屋供不應求,租金大幅上漲。國會在投票中否決了左翼政府實施租金管制的緊急法案,隨即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然而,將問題委過於業主「貪婪」,只是政客掩飾長期政策失當與漠視經濟規劃的掩眼法。 ◾ 樓房供應斷層 要理解西班牙今天的房屋困境,須追溯至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在這次風暴爆發前,西班牙曾經歷過狂熱的房產泡沫,當時每年新造住宅一度高達60萬至80萬伙。泡沫破裂後,西班牙樓價崩盤,大量建築商倒閉,銀行體系充斥壞帳,建屋活動隨即陷入長達十多年的「冰封期」。 然而,建屋量極速萎縮之際,西班牙人口與住房需求卻持續暴增。過去20年間,大規模移民潮以及邊旅居邊透過網上工作的國際數位遊民(Digital Nomads)與退休人士湧入,使該國總人口由2004年約4,300萬人增至超過4,850萬人;加上單身及小家庭增加,衍生出的住房需求呈爆炸式增長。...

  • 早前邀請一位家長到校面談,商討如何支援她即將面對GCSE的女兒。這位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閱讀能力與同齡學生存在明顯差距,學科表現未如理想。開學以來,她的學習動機持續下滑,筆記愈見凌亂,課堂上時會刻意製造滋擾。作為科任老師,我們當然關心如何調整支援策略,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並非學生本身,而是家長言談之間流露出的無力感。這位母親多年來一直努力照顧女兒,一邊工作養家,一邊陪伴孩子成長,同時與醫療團隊及學校保持聯繫,積極爭取各種支援。面對女兒的情況,她沒有袖手旁觀,也沒有輕言放棄。然而,當能做的事情似乎都已經做過,孩子的進步仍不如預期時,那種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的感覺,卻是如此真實。◾在摸索的,何止是她?在學校裡,學生每天都在摸索。他們摸索自己擅長甚麼,摸索如何與同學相處,摸索未來的方向;家長同樣在摸索,他們嘗試理解孩子的需要,平衡關愛與管教,也嘗試在不同專家意見之間找出最適合自己家庭的方法;至於老師,情況其實也沒有太大分別。很多人以為教書多年便早已擁有所有答案,但事實恰恰相反,從教學策略的設計,到建立師生關係,再與家長溝通合作,每天都離不開摸索。而經驗的珍貴,從來不是讓人毋須摸索,而是在摸索的過程中,多一些點子,少一些驚險。若把視野再拉遠一點,便會發現摸索其實是人生常態。初入職場的人在摸索,轉換工作的人在摸索,移居海外的人在摸索,即使已在人生某個階段站穩腳步的人,依然會在新的處境中重新摸索。我們以為自己是從一個確定的階段走向另一個確定的階段,但真實的人生,更像是在未知之中逆風前行。◾真的身處混亂之中嗎?所謂混亂,很多時候未必來自事情本身,而是事情沒有按照我們預期的方式發展。學生考試失利,我們認為情況混亂;孩子成長步伐較慢,我們認為情況混亂;移民後的生活與想像不同,我們認為情況混亂。若換一個角度思考,眼前發生的一切會不會並非混亂或失序,而只是變化的一部分,甚至是多元化的呈現?今天的社會鼓勵我們為人生訂立目標,規劃清晰路徑,追求理想成果,這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我們過分執著於某一套成功劇本時,任何偏離劇本的都自然被視作失敗。於是,我們感到焦慮、迷失,甚至混亂。◾指標由誰定?我這位學生的學業表現固然令人擔心,但她去年參與工作體驗時,卻獲得工作機構高度肯定。校方看見的是她成績上的不足,工作場所看見的卻是她優秀的一面。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下呈現出不同面貌,若我們只用單一標準衡量一個人,自會忽略那些未被考卷反映出來的能力。我們經常用職位、收入、學歷或社會地位定義一個人的成功,卻甚少停下來思考,一個願意承擔責任的人、一個真誠待人的人、一個跌倒後仍願意重新站起來的人,難道就不值得被肯定嗎?◾方向感未必複雜許多人都在尋覓方向感,更以為方向感就是知道自己五年後在哪裡、十年後會成為怎樣的人。然而我們撫心自問,又有誰真的知道?大概,我們只能根據當下所掌握的條件,作出眼前最好的選擇。方向感或許並非來自對未來的完全掌握,而是來自對當下價值的清楚了解。回到那位母親身上,我無法向她保證女兒的未來一定如何,也無法保證所有努力都會得到預期成果。然而我相信,只要她和身邊的人願意繼續陪伴孩子成長,願意在一次又一次嘗試中調整步伐,那麼她們其實已經走在路上。人生或許從來不是由摸索走向不再摸索,也不是由混亂走向清晰。我們更多是在摸索中學習,在變化中成長。當我們願意懷著善意踏出每一步,無論步伐多麼細小,那一步本身,已經是最好的方向。▌ [十年樹木]作者簡介Ms Lo,一名中學教師,曾在香港教育現場耕耘多年,近年立足英國,繼續在課室內外與學生同行。在不同地方教學,更看得見教育背後的社會結構、文化差異與人心共通。《十年樹木》是一本教育現場的筆記,紀錄教與學的變局、困惑與溫度。 ...

  • 毛里塔尼亞(Mauritania)坐落於摩洛哥以南,與主權爭議不斷的西撒哈拉南部接壤,是西非地區較少遊客踏足的國家。在摩洛哥遇見的旅人,聽聞我要前往西撒哈拉,已不免流露奇怪之色;到我身處西撒,當地旅客得知我要去毛里塔尼亞,更顯得詫異。要強調他們不是驚嚇,似乎只是無法理解,我去那邊有甚麼好做。 嚴苛的文件規格要求 進入毛里塔尼亞,除少數非洲國家外,大多外國旅客均需辦理簽證,並有電子簽證,然而網上充斥著申請被拒的抱怨,不少人多番嘗試仍失敗。究其原因,不是其過往入境記錄,只是沒有符合嚴苛的文件規格要求。 以證件相片為例,檔案須小於 400 KB,格式僅限 JPEG,且尺寸列明「不超過」(should...

  • 聯合國最近的一個決定,正式挑戰了一幅我們看慣幾百年的世界地圖。 2026年9月,聯合國大會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由非洲國家推動的「Correct the Map」決議,鼓勵政府、學校、國際機構及科技公司,採用更準確反映各洲實際面積的世界地圖。矛頭所指,是我們從小熟悉的麥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地圖。 1569年,地圖學家麥卡托設計這套投影,本來不是為了教小朋友認識世界,而是為了航海。它最大的優點是保持局部角度和航向,方便水手依照羅盤航行;缺點卻是越接近南北兩極,土地面積被放大得越厲害。 於是在我們熟悉的世界地圖上,格陵蘭看起來差不多有非洲那麼大,實際上非洲面積卻大約是格陵蘭14倍。歐洲、加拿大和俄羅斯被大幅放大,接近赤道的非洲、南亞、東南亞及南美洲則相對顯得細小。...

  • 下午五時五十八分 2014年9月28日下午五時五十八分,警方在金鐘向示威人群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到深夜一共發射了八十七枚。數萬人被驅散了又重新聚集,當晚佔領區已由金鐘伸展到銅鑼灣和旺角。此後七十九日,香港市中心幾條最繁忙的公路上沒有汽車,只有帳篷。這些日期和數字,香港人大概到老都記得。周竪峰在《傘後拾年》裏說,我們對雨傘運動的一切事實「依然如數家珍」,由罷課、重奪公民廣場、九二八、暗角七警一直數到清場,一件也沒有漏掉。 昨天是雨傘運動十二周年。我在聖奧爾本斯「半聾居」把這本書從頭再讀了一遍。書是2024年8月在台北由一八四一出版的,收了十位朋友的文章和我在夏慤村拍的黑白相。緣起是當時正在籌備的9月26日東京大學雨傘十周年會議,會上要展出我從《異域》選出來的三十張相,本來沒有出書的打算,一八四一的編輯看過相片之後,認為應該為雨傘十年做一點有意思的回顧,於是才有這本文章相集。 邀稿只有兩個條件,積極參與過雨傘運動,以及不再返回香港。答應的是朱耀明、陳健民、周永康、周竪峰、葉錦龍、杜嘉倫、黃國才、楊寶熙、阿古智子和貝爾雅。佔中三子之中只缺戴耀廷,他那時仍在羈押之中,等候四十七人案判刑。前言寫於2024年6月8日,最後一段我祝福他,希望他能安然渡過難關。同年11月19日,他被判監禁十年,是四十七人之中刑期最重的一個。那句祝福當然沒有用。 十年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紀念。到了第十二年,還有甚麼可以紀念,又有誰能夠公開紀念? 我自己寫下的「浪漫悲劇」 《傘後拾年》的前言,大半是從《異域》後記搬過來的,其中幾句我今天讀來有點不安:...

  • 上文刊出後,有讀者在臉書留言,指在英教學經驗所知,不少中學能讓學生在校內自主組織課外活動。在此先感謝讀者指正,本人再向在英中學就讀的「小朋友」及教書的「大朋友」請教,知道英倫中學學生活動的自主性差異的確很大,既有如我校般由老師主導,亦有如讀者指出的學生自主。而本人上文的寫法,將我校老師主導的情況視為英倫學校的日常,確有不足之處,謹此致歉。 多找了幾個英倫中學學生參與活動的例子,再與在香港的中學校園生活及教學經歷比較,發現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當然,這都只建基於個人經驗,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就當作激發思考吧。 首先,英倫中學的個別差異非常大。先撇除學費高昂的私校,就算免費入學的公立學校,由於仍存在擇優收生的文法中學,加上學校所位處社區的社經條件差距、學校管理效能的差別等等,因而出現既有牛津劍橋校友無數的公校,亦有比話題劇集《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中更「九反」的學校。因此,學生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亦有很大的差異。 香港學生組織發展 先說學生參與,我所處區內的中學都有由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議會(Student Council),角色是收集學生對學校各方事務的意見向校方反映。於是議會的工作主要是籌辦論壇會議、整理資料、對外發布等等。學校公開向學生諮詢對學校事務的意見,並將其制度化成為學生議會的做法,在香港中學中仍不算普遍,而這又並非香港中學常見的擁有籌備活動(例如聖誕舞會、大型比賽、聯校活動等等)行政權力的民選學生會。這裏真正擁有執行權力的領袖生(Prefects)仍是由校方委任產生,這令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學生活時光。 香港中學的學生組織發展,帶著香港社會發展的脈絡。記得自己在八十年代的中學時光,就是校方委任的領袖生掌執法大權,學生會各職位同樣委任產生;直至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香港前途逐步落實,《基本法》奠下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循序漸進」邁向普選的步伐,學生會也就逐步發展為由學生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 英國首相貝安德於工黨年會上發表演說,揚言將修改養老金增幅鐵律,騰出資源設立全民護理制度,並尋求選民授權改變英國國會選舉制度,以及重建英國與歐盟關係,這篇演說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外,美中峰會落幕,各大媒體總結此次特朗普高規格接待習近平訪美,普遍認為缺乏成果,排場大於實際,似是形象工程。而《華盛頓郵報》9月28日社論更批評特朗普一邊優待獨裁領袖,一邊傷害傳統盟友,這種作風令盟友心寒,會設法擁有核武器自保,勢將加劇全球核武擴散。 貝安德提出大膽做法 工黨新首相貝安德上任兩個月,終於發表施政路向演說,自然備受各界關注。惟演說使人吃驚,是因為貝安德採取了相當大膽的做法,就三點巨大爭議事項提出明確方向,雖然現階段還沒有實施細節,但已足夠引起政壇震盪。 修改退休金三重保證 第一點是他提出更改退休金增幅的三重保證(Triple Lock)鐵律,這三重保證是退休金調整須不低於通脹、平均工資增幅或2.5%。貝安德建議剔除工資增幅,改為退休金不得低於平均工資的30%。他聲稱這改動會令退休金升幅放緩,騰出資源支付新設立的國民護理計劃,為無法支付昂貴私人護理安老服務的成年人提供公費照顧服務,猶如以公費支付國民醫療服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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