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新儒家的一位主要思想家徐復觀，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灣學生書局，2013） 一書中說：「由中國政治思想以接上民主政治，只是把對於政治之『德』，客觀化出來，以凝結為人人可行的制度，這是順理成章，既自然，復容易，而毫不牽強附會的一條路。」 （頁248） 這大概是中華近、現代政治思想中，對傳統儒家和現代民主政治的相容性所作出最樂觀的一個判斷。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打倒孔家店之聲不絕於耳，認為以三綱五倫為主導的傳統中華文化，跟強調民主科學的現代思想和制度格格不入。這類觀點強調，要帶領中國邁向現代民主，便須改變傳統中佔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當時最為激進者，甚至主張中國要全盤西化。到了今天，全盤西化已沒有人支持。但在中國大陸掌控公權者及其思想上的支持者仍舊認為，西方民主並不適合中國。中國的未來必須走中國特色的道路，而不是西方政治上以保障個人自主的權力分立的民主制度。 儒家的政治思想...

2025年7月中，我將會參加倫敦國王學院的一個學術會議，宣讀一篇名為〈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與戰後中華自由思想〉（‘Hayek’s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Post-War Chinese Liberal...

極右政治在西方世界捲土重來，是近年的一個重要和令人憂心的現象。 我目前主要生活在英倫，對此發展自然特別關注。我也曾在《綠豆》這專欄裡，發表過一些文章討論這課題。早些時候，在倫敦的公立圖書館裡，我找到了一本關於英國極右的專著，閱讀後覺得獲益良多，也有不少感受，希望在這篇短文裡跟大家略作分享。 我讀的那本書，英文原名是Angry White People: Coming face-to-face...

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紀的政治思想家當中，最能啟發我的其中一位。 她對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思考、對二戰後針對納粹戰犯審訊的分析、對權力/力量、權威、暴力的探究、對獨裁統治下個人的道德責任的反省等等，都是學富五車，深具原創洞見和鞭辟入裡的傑作。她那些充滿抽象哲理的著作，例如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的系統反思、對思考活動尋根問底的討論、以及對康德三大批判中的判斷...

我們活在一個自由民主制度備受挑戰的年代。 激進和敵我的政治形態，在愈來愈多地方主導著世局發展。中東的衝突、俄烏戰爭、歐洲極右政黨的抬頭甚至執掌公權等，正表徵著温和共識政治的大退潮。特朗普今年第二度入主白宮。他那「美國優先」的功利對外政策，以及他運用總統權力，試圖把關鍵的行政專業部門 （包括檢控、税務、情報、教育、外援等）全面由他及其政治親信主導，並通過政權所擁有的資源、財力、物力、權力，抵制甚至打擊和他政見不同或價值取向上有分歧的人、計劃和組織，這等做法和事態發展，已引來了美洲一些頂尖的政治學者撰文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就是保留了有競爭的選舉制度，未來也可能會過渡成威權管治的國邦。 在這個背景中，我近日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文獻。其中上文提及的警告，正是出自今年2月11日，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李維兹基 （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維尼（Lucan A....

隨著年事漸長，近來我的視力，受到白內障的困擾，看書寫文章的活動，暫時受到影響。因此，今期的《綠豆》文章，恕我回到一些我比較熟悉的、相信還是與當今人文和政治息息相關的課題，與讀者分享一下。 每天，我主要通過媒體了解世局。雖然樂見個別獨裁暴虐政權倒台，但眼看中東、東歐戰爭衝突不斷，地緣政治緊張，東西方的政體不斷受到極端政黨、民粹主義、威權政治的挑戰；民主邦國也出現了總統宣布實行軍管、立法機關與行政當局差不多陷入互不相容的僵局；這些都使人對世界政局憂心忡忡，更不要說當今世界第一大國，首次由一位罪犯出任總統，並對跟他立場或利益不相符者往往以威嚇方式對待。也許，2025年的世局，很難是一個平和、文明與寬容的格局。這使我特別缅懷17世紀英格蘭的哲者洛克 （John Locke）的自由思想的洞見。 我認為，洛克於1689年發表的《關於宗教寛容的一封信函》，在今天讀來，還是很有啟發意義。 洛克發表此文，是希望當時的歐洲，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宗教衝突和迫害的慘痛經驗之後，能痛定思痛，於是他提出理據，主張基督新教的不同教派之間，不管由誰人執掌政權，都應該寛容對待其他教派，停止公權迫害或強行改變其他教派人士的信仰或禮儀。在這方面，我認為洛克在信函中提出了至少三個不同但是相關的論據，而這些論據，我相信其合理性和說服力，並不限於基督新教。...

英國時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評論近期的歐洲選舉時說：「當選民對中間派聯盟或脆弱的少數派政府感到厭倦時，他們餘下來的選擇，便只有政治上的激進派了。」回顧人類社群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當温和中道的政治力量或方案，被認為是未能解決有關社群的重大挑戰時，激進政治往往便會抬頭，主導了社群的政治發展。中華的近、現代政治，正是見證了這種邏輯的一個例子。 甲午戰敗後，清朝菁英階層的救亡意識，可說是達到了高峰。但也是從這個時期起，積極尋求救亡之道的領袖和知識人，在選擇和推行其救亡的方案時，一次又一次的，讓激烈基進的主張和行動，蓋過了相對温和中道的做法，使前者大體上主導了近、現代中國政治的發展。 由革命派到共產黨 例如當時被視為是激進的、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推動的變法維新，在戊戌政變後便被更激進的、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蓋過了。1905年，當把西方自由思想系統地介紹到中國的嚴復，在倫敦見到孫中山，並討論到中國的出路時，嚴復認為中國人民的民智不發達，「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對此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事後證明，革命方案蓋過教育改良方案，從而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激進政治繼續在中國發展。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改組中國國民黨，使之成為效忠黨領袖，以列寧革命先鋒黨的模式，繼續其志在建國和統一中華的革命事業。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更是要全面跟隨蘇聯蘇維埃的革命政權，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向剝削階級專政，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當時，就是相對温和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例如胡適，在文化上也激進地主張要全盤西化，支持打倒孔家店，並認為跟西方現代文明相比，中國傳統當時得承認是百事不如人。 當然，近、現代中華的激進政治並非是突然間從天而降的。自鴉片戰爭失敗後，晚青的改革和自強運動，不是被深厚的傳統保守思想和制度所阻撓，便是被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有自己權位拖延中國轉型至建立現代政體的努力，導致改革救亡者不單止對保守的當權者失去信任，更為了急於徹底推翻這些反動勢力，便毅然採取不斷把其政治思想和行動激進化的進路，因此而形成了激進政治主導了近、現代中華政治的格局。...

20世紀英國學者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形容哲人是「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victim of thought）。他的意思是說，哲學思辨是一種對所有思想內容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不斷進行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任何結論，在哲學上都是臨時的。因為除非我們停止思考，否則，所有思辨在過程中達至的有關結論，其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總是可以作出進一步和更深一層的探索。因此，嚴格說來，哲學思辨是個無涯涘的追尋。哲人對思想的拷問，是一種不斷啟航的知性釐清和加深認識的行為。哲人在這旅途到達的所有目的地都是過客。因為哲人會對到達了的目的地可能引發出的、未被探索的新路徑或潛在的通道產生不能自拔的好奇，於是便不能自已的再走上思辨拷問的征途，邁向無涯涘的思考。 哲人如果不能在他生活的所在地進行哲學思辨，或者他那不斷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活動，受到了掌管公權者的禁制、懲處，甚至迫逼其思辨活動服務於當權者的政治目的，那麽，哲人為了忠於其無涯涘知性的追尋，便有可能被迫流亡。否則，哲人很可能從「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變成是被政治迫害成為工具者，因而無法繼續進行真正的哲學思辨。 被迫流亡在外的先輩 我和本書作者張燦輝都是在戰後香港成長的一代。張燦輝是我的學長輩，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我自己則畢業於香港大學，修讀的是哲學和政治學。我們這些在戰後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看到香港1949年後，成為了來自中國大陸不少哲者學人和文化先輩的流亡地。這些華夏知識人，基於種種政治或文化的因由，其思想或作為不容於掌控公權的黨國體制，因此只能避秦於這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否則便不能繼續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自主的追尋。...

撰寫這篇文章時，紀念1911年辛亥革命的雙十節剛過去了。 辛亥革命是中華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這場革命結束了中國維持了數千年的君主制。雖然革命後建立出來的中華共和國並不是很有良政善治的實效，但其政治意義卻標緻著中國從此脫離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帝皇集權制，進入了邦國公民主權為中心的現代政治文明經驗。 宣揚發展及落實憲政 辛亥革命的初心，是要推翻滿清的專制皇權，在中華大地建立憲制民主的共和國。1912年清帝和平遜位後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政治經驗卻說明，憲政民主的發展在中國是荊棘滿途，期間更經常受到來自邦國救亡和民族復興的需求所挑戰。因此，憲政民主之道在近現代中國的努力，總體而言，是並不成功的。到今天唯一例外的，是目前民主的台灣。而台灣當下的憲政民主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根據，便是在1946年主要由張君勱先生為國民政府草擬，在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 也許，在近現代中國，在宣揚、發展中華憲政思想和在現實政治中推動和落實憲政這一重要的範疇內，君勱先生的貢獻是最突出的。年輕的君勱先生，在晚清和民初時便已跟隨梁啟超主張憲政。他生平發表的第一篇著作，便是在1906年留學日本期間，刊登於梁啟超流亡在外時主編的《新民叢報》的〈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John Stuart Mill...

極右政治對西方自由民主邦國的挑戰，除了間或爆發像今年7、8月間，在英國多個城市因惡意散播假消息引發的反移民暴力騷亂之外，更為根本的是，傾向極右政治的政黨及其政治，在今天這些邦國中，似乎已日漸成為主流和常規政治的一部分。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今年9月1日德國的地方選舉，其極右政黨AfD（德國另類選擇黨）在東部的Thuringia邦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取得88個邦議會議席中的32個，成為該邦的最大黨，比佔第二得票最多的中間偏右的CDU（基督民主黨）多出9個議席；在鄰近的Saxony邦，AfD的得票率也僅以些微的差距屈居第二，取得120個邦議會議席中的40個，比排首位的CDU僅少了一個議席。AfD在德國東部兩個邦各取得約三分一的選票，比不少主流政黨還要多。這更是自納粹德國以來，首次有極右政黨在德國的議會選舉中，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數天前奧地利極右的Freedom　Party（自由黨）在全國大選中取得29%的選票，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這一發展比AfD在德國的地方選舉勝出更具意義。此外，今年6、7月在法國國會大選的二輪投票中，極右的RN and allies（國民集結及聯盟） 贏得了超過37%的選票，也是比其他單一政黨都要多。雖然上述這些極右政黨未能取得過半數的選民支持，加上其他政黨聯手在議會中拒絕與他們結成執政聯盟，這些極右政黨因此未能執政。但如果我們判定，現在極右政治已在這些地方變成了主流政治的一部分，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就是在英國，相對激進的右傾政黨Reform UK （英國改革黨） 在今年7月的國會大選中，也取得了超過14%的選票，成為繼工黨和保守黨外得票第三最多的政黨。其會員人數，在大選後也以倍數的增幅達至8萬人，使傾向極右的政治在英國也變得愈來愈重要。愈來愈跟主流政治分不開以研究極端政治為主的歐洲學人C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