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圖文

  • 閱讀《余英時回憶錄》得知,余英時是在1950年元旦,經羅湖橋踏足香港的。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余英時,原本只是趁寒假到香港探望親人,之後便要返回北京的他,卻在回程時因火車在石龍站發生故障,停留了數小時,就在那段時間,余英時毅然決定返回香港,與父母家人在一起。這決定大概影響了余英時的一生,也讓中華學術界栽培出一位思想史大學問家來。 香港的獨特性質 余英時最主要的學習方向、基礎及其知識人的風範,可以說是他1950至1955年年青時於留港時打下的。那5年的香港生活,余英時一方面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學習,另方面,便是和大陸流亡到香港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他在回憶錄如是說: 「現在回顧起來,『香港』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用上了「最自由的社會」、「相當徹底的法治」、「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等字句來形容戰後的香港,可見香港對流亡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是非常的重要。 從前,我在研究戰後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時,提到1949年後到了台灣的中華自由主義者於共產中國的禁制下,在台灣保持了嚴復以來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認識戰後香港的情况,也許可以說,香港在保持和發展這命脈是同樣的重要,而且比起當時的台灣來說,更有兩個特色。第一便是香港比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人如果有些言論不能在台灣發表的話,香港便成為他們出口發表的平台。職是之故,如果大陸以外的中華自由知識人希望建立海外平台,以發揮集思廣益的自由思想力量,往往也屬意香港。1960年代初,當余英時和一班同道在構思創辦以「海外中華」為重點的知識性刊物(後來變成為《明報月刊》)時,他毫不猶豫的建議了香港。 香港在維持和發展中華自由思想的命脈的第二個特色,是不少離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人,他們在支持憲政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和五四運動引發起的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自由主義並不一樣,多堅持中華文明和自由民主是能夠共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1949年後離散到香港,嘗試在海外組成國共兩黨以外、政治上的自由第三勢力的不少領導人物,例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草擬者張君勱和國民黨的資深成員顧孟餘等都是持上述的中道主張;另方面,同時期飄零到九龍桂林街,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創立的新亞書院,其教育和文化理想正是強調「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 到訪埃及之時,正值「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 GEM)開幕不久,我自然也去了一趟,這是後話。除這座新館,開羅其實還有另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開羅埃及博物館」(Egyptian Museum of C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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