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圖文
上文提及在英倫中學擔任校董，其中一項工作正是處理公眾對學校的投訴，當中自然以家長投訴為主。 根據英國的教育法（Education Act），所有學校必須制訂並公開處理公眾對學校投訴的程序，教育署亦制訂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引，要求學校作為制訂校本程序的藍本，因此，相信大部分英倫學校處理公眾投訴的程序都是大同小異。 我校的公眾投訴程序，簡單來說，投訴人須在事件發生的三個月內提出，第一階段投訴由校長或校長委派的教職員處理，並由校長作出裁決。如不滿校長作出的投訴裁決，投訴人可進入第二階段投訴，交由校董會組成的投訴委員會處理上訴，而這亦是學校處理公眾投訴的最後階段。如果投訴人仍對裁決不滿意，可以再向教育署提出，不過根據教育署的政策指引，教育署在一般情況下，只會審視學校的裁決有否依從相關的教育法例及政策程序進行，通常不會重新調查及推翻學校的裁決。 此外，學校亦有不同的程序去處理一些比較「恆常」的申訴，例如收生上訴、SEND學生的判斷等，都有專責處理的上訴委員會，對個別教師的投訴則有校內紀律程序處理。假若投訴在現存的專責部門都未能處理，就交要到處理公眾投訴的程序去了。 ◾可申請查閱內部電郵...
( 編按: 文章刊出當天，黃仁勳已辭職） 本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無疑是輝達（Nividia，英偉達）行政總裁黃仁勳的婚外情醜聞，由於他的情人黃樂被美國官方指為中國間諜，涉嫌利用新加坡公司Megaspeed進口輝達高端晶片，助中國繞過美國禁止高端晶片對華銷售法令，事件引致美國聯邦調查局及國會分別對輝達展開調查，輝達董事會亦被迫啟動獨立調查，輝達股價逆市下跌。 怎樣看這宗桃色醜聞？本欄將從事件的政治及經濟影響來分析，但在作這個分析之前，需要先處理一個問題：黃樂到底是不是中國間諜？ 認為她是中國間諜的人，主要論據有三：其一是她的出身和背景，她是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後來進了商界並成功控制了新加坡上市公司Megaspeed。由於過去有不少中國女間諜有類似事業背景，這讓外界相信她與中國政府有聯繫，樂意為中國政府做事；其二是黃樂成為高層後，Megaspeed這家公司與輝達的交易，客觀作用就是繞過美國禁令，向包括中國內地機構的客戶提供高端晶片運算功能，是典型的「白手套」，美國政府於去年六月已禁止輝達與這公司交易；其三是美國商務部聯同新加坡及台灣當局對黃樂作過長逾一年的監控調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今年春天寫備忘錄給總統特朗普，明確指黃仁勳的情婦是中國間諜。此外，醜聞公開後，黃樂沒有現身闢謠，中國官方雖強烈否認，說指控毫無根據全屬抹黑，但也沒有提出有力的事實反駁，這就令黃樂是中國間諜的觀感（perception）變得愈發牢固，在沒有強力反證出現前，這個觀感就會被外界普遍接受，從而引發連串的政治及經濟衝擊。...
破土漫畫
破土來稿
（編按：本文為《香港哲學叢書4：雙軌管治——威權政體下的香港法院與法治》自序 ） 一、 這本書的緣起，可以追溯至今年年初，張燦輝教授邀請我把近年的文章結集出版，作為香港哲學學會研究計劃首批叢書之一。我當時也正在構思寫一本關於威權國家司法制度的書，與其只是將過往的文章結集，不若在這基礎上作一些較有系統的論述。 過去數年，我經常被問到幾個問題：香港的法治是否已經死亡？為何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前被視為崇尚自由的法院，後來在判決中卻呈現出相對壓制的取向？香港的法治與司法獨立，前景究竟如何？本書嘗試以「雙軌管治體制」理論回應這些疑問，並把問題再推前一步：香港今天的局面，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一個延遲了的必然？「一國兩制」這一模式，對處理主權爭議──尤其是台灣問題──究竟還有多大作用，甚至是否仍然可行？ 所謂「雙軌管治體制」，是指同一國家內並存兩套運作邏輯：在常態管治領域，法律仍按照既定規則運作；但在政權認為涉及其根本利益或安全的特權管治領域，政治考慮可以凌駕一般法律規範。這個理論並非要簡單宣告法治已經消失，而是要解釋法律何以仍然存在、法院何以仍然運作，卻在某些案件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為何法院和政權仍能振振有詞地堅持法治不變、司法獨立不衰，但又同時不斷出現難與公義扯上關係的檢控和判決，和一個愈來愈沉默的社會。...
（編按：本文為《香港哲學叢書3：開放社會與離散——紛亂時代反思香港與自由》自序 ） 「我不相信，沒有個人經驗的思想過程是可能的。任何思想都是經驗的反思。」 ~Hannah Arendt （鄂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