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圖文
下午五時五十八分 2014年9月28日下午五時五十八分，警方在金鐘向示威人群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到深夜一共發射了八十七枚。數萬人被驅散了又重新聚集，當晚佔領區已由金鐘伸展到銅鑼灣和旺角。此後七十九日，香港市中心幾條最繁忙的公路上沒有汽車，只有帳篷。這些日期和數字，香港人大概到老都記得。周竪峰在《傘後拾年》裏說，我們對雨傘運動的一切事實「依然如數家珍」，由罷課、重奪公民廣場、九二八、暗角七警一直數到清場，一件也沒有漏掉。 昨天是雨傘運動十二周年。我在聖奧爾本斯「半聾居」把這本書從頭再讀了一遍。書是2024年8月在台北由一八四一出版的，收了十位朋友的文章和我在夏慤村拍的黑白相。緣起是當時正在籌備的9月26日東京大學雨傘十周年會議，會上要展出我從《異域》選出來的三十張相，本來沒有出書的打算，一八四一的編輯看過相片之後，認為應該為雨傘十年做一點有意思的回顧，於是才有這本文章相集。 邀稿只有兩個條件，積極參與過雨傘運動，以及不再返回香港。答應的是朱耀明、陳健民、周永康、周竪峰、葉錦龍、杜嘉倫、黃國才、楊寶熙、阿古智子和貝爾雅。佔中三子之中只缺戴耀廷，他那時仍在羈押之中，等候四十七人案判刑。前言寫於2024年6月8日，最後一段我祝福他，希望他能安然渡過難關。同年11月19日，他被判監禁十年，是四十七人之中刑期最重的一個。那句祝福當然沒有用。 十年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紀念。到了第十二年，還有甚麼可以紀念，又有誰能夠公開紀念？ 我自己寫下的「浪漫悲劇」 《傘後拾年》的前言，大半是從《異域》後記搬過來的，其中幾句我今天讀來有點不安：...
上文刊出後，有讀者在臉書留言，指在英教學經驗所知，不少中學能讓學生在校內自主組織課外活動。在此先感謝讀者指正，本人再向在英中學就讀的「小朋友」及教書的「大朋友」請教，知道英倫中學學生活動的自主性差異的確很大，既有如我校般由老師主導，亦有如讀者指出的學生自主。而本人上文的寫法，將我校老師主導的情況視為英倫學校的日常，確有不足之處，謹此致歉。 多找了幾個英倫中學學生參與活動的例子，再與在香港的中學校園生活及教學經歷比較，發現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當然，這都只建基於個人經驗，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就當作激發思考吧。 首先，英倫中學的個別差異非常大。先撇除學費高昂的私校，就算免費入學的公立學校，由於仍存在擇優收生的文法中學，加上學校所位處社區的社經條件差距、學校管理效能的差別等等，因而出現既有牛津劍橋校友無數的公校，亦有比話題劇集《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中更「九反」的學校。因此，學生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亦有很大的差異。 香港學生組織發展 先說學生參與，我所處區內的中學都有由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議會（Student Council），角色是收集學生對學校各方事務的意見向校方反映。於是議會的工作主要是籌辦論壇會議、整理資料、對外發布等等。學校公開向學生諮詢對學校事務的意見，並將其制度化成為學生議會的做法，在香港中學中仍不算普遍，而這又並非香港中學常見的擁有籌備活動（例如聖誕舞會、大型比賽、聯校活動等等）行政權力的民選學生會。這裏真正擁有執行權力的領袖生（Prefects）仍是由校方委任產生，這令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學生活時光。 香港中學的學生組織發展，帶著香港社會發展的脈絡。記得自己在八十年代的中學時光，就是校方委任的領袖生掌執法大權，學生會各職位同樣委任產生；直至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香港前途逐步落實，《基本法》奠下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循序漸進」邁向普選的步伐，學生會也就逐步發展為由學生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